金丽的博客

中国一高级工程师创造领先世界节能减排技术

                        转自：报春雷的新华博客  http://letou999.home.news.cn/blog/home.do?aid=187688498&page=detail

据可靠消息，中国一高级工程师为缓解世界能源短缺和减少环境污染，首创通用型高科技节能减排新技术。该技术是以电化学和机械装置在运动中使以汽油、柴油、煤油为能源的飞机、火车、轮船、汽车、发电机等一切可运动的机械节能75% 左右，同时减少尾气排放75%左右。

发明人称，为技术保密、利益共享，准备在适当时机向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转让20个该技术使用权，使用期限为20年。每个使用权的转让费为1万亿人民币，另加35%利润提成。有意合作并有银行资金证明函者，请致信 le_tou126.com ，与代理人薛先生联系。也可登录“报春雷”的博客查看详情，并通过评论进行沟通。

解放思想，迎接新的科技革命！

金  丽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文章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具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自古以来，新生事物、重大创新总是遭到保守势力的轻薄嘲笑，其发明人甚至遭到打击陷害。因为一方面，新生事物、重大创新必然地造成对既得利益的冲击，另一方面人们固有的认识模式限制了人们对新生事物和重大创新的认识。但，历史是无情的，螳臂终不能挡车，新生事物必然会取得斗争的胜利。

2007年12月，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拉开了全国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

有人不禁会问，是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呢？我们说，只有我们发现过去的认识不正确，而现在要做的事是旧有认识所不能容忍的，或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解放思想。

不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有过两轮解放思想。第一轮是在1978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第二轮解放思想在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标志，破除了“姓资姓社”的禁锢，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的转型。明眼人可以看出，这两次解放思想都是在为旧有观念认为“大逆不道”的事铺路。

那么，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指向何在呢？当时对解放思想的指向有种种猜测，后来大多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其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前两轮解放思想一是解决了工作中心的问题，二是解决了经济体制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最急需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其实，显而易见，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用胡锦涛同志的话讲，转变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了！因为，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旧有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环境危机和以能源危机为代表的资源危机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了！

而解决此问题的途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清洁的，可以在相当程度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新能源。而目前新能源的研究正在遭遇几乎不可逾越的技术瓶颈，看来我们现在是要做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了！既然现有科技体系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我们又必须解决它，那么我们现在就要依靠一场科技革命了，与之相应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须来一次大解放了。

2009年03月18日《上海证券报》陈其珏文章《新能源革命欲再造全球分工体系》说：“和100多年前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崛起时代有所不同的是，呼之欲出的这场新能源革命，需要转变整个能源利用方式，以可再生能源重构人类使用能源的创新体系，继而催生一轮以能源为主导的全球新技术、新产业变革，最终实现全球分工体系的大“换血”和全球利益的大重组。”

对此，我们的领导人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们多次提到“历史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

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致力于新能源开发，在争取占领新的科技革命的制高点。2009年3月23日美国新任能源部长朱棣文公布了一份新能源创新投资计划，涉及如何使用美国能源部近期获得的16亿美元经济复兴刺激资金；朱棣文宣布“新能源前沿研究中心”项目今年已获得2.77亿美元的资助，目的在于加速新能源技术革命基础研究与大规模产业化创新研究。众所周知，朱棣文是著名的“另类”能源专家，据说他的研究中包括了颇具争议的冷核聚变研究。而据英国《泰晤士报》2007年9月3日《为核聚变项目开绿灯》一文披露，英国的一个科研小组已经得到了欧盟批准，要设法实现核聚变，以解决世界能源危机。

1989年，美国犹他大学的S.Pons和M.Fleischmann宣称在室温下发生了氘-氚的聚变反应，其证据是观察到大于输入能的输出能，而且不能用化学反应能来解释。这就是所谓的室温核聚变，或简称冷核聚变。然而，按已知的科学理论，在室温下实现核聚变是不可能的，因此冷核聚变提法一出即遭到美国主流科学界的反对，甚至被指为“病态科学”、“伪科学”。美国能源部对冷核聚变的第一份报告进行调查后认为，由S.Pons和M.Fleischmann所产生的最初冷核聚变的实验结果，不可能进行重复，因此可能是假的。自此，冷核聚变这项研究长期被政府冷落。

其实，在我国，以冷核聚变为代表的关于新能源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也遭到了某些人的抵制，甚至是打击。1990年5月10日，在由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单位主持召开的“冷核聚变学术交流与对策研讨会”上，代表们认为，包括国内各家实验室的绝大多数实验室没有复现Fleischmann-Pons报告中所说的现象。冷核聚变研究被《科技日报》列入“震惊世界的20大科学骗局”。何祚庥主编的《伪科学曝光》更是将冷核聚变研究作为典型案例收入书中。

当然，科技创新的阻力绝不仅仅体现在冷核聚变研究上，相当一段时间内，包括全息生物学理论、无偏二极管研究，乃至曾获得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重大自主创新研究成果“澄江动物群和寒武纪大爆发”都被贴上了“伪科学”的标签，一些重大自主创新研究遭到冷遇。

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就我国而言，起码应包括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既有科学范式的禁锢。

归纳逻辑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方法论基石，现代科学方法论是以它为逻辑基石而建立起来的。很多人把在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有科学规范视为了金科玉律。过去，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内的人都认为，科学是严格地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实验中归纳推导出来的，科学知识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它已经被经验所证实。建立在归纳法上的现代科学就是运用归纳法，从单称陈述（对观察和实验的记录）过渡到一般陈述（科学假说或理论）。然而，它真的就那么可靠吗？著名思想家波普对此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以否定后件假言推理取代了归纳逻辑，意欲恢复演绎逻辑在科学发现中的地位。他指出：1.归纳逻辑，即从单称陈述到全称陈述会发生不可逾越的逻辑困难。即归纳法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2.归纳原理会导致逻辑上的无穷倒退。即如果把归纳法确定为一切知识的源头，那么如何证明归纳法本身则造成逻辑循环。3.概率逻辑挽救不了归纳法。

波普的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同时，他以否定后件假言推理提出了所谓的“经验证伪主义”，即以一个否定的事实来否定一个全称的陈述，他认为这才是科学发现的逻辑。他的这一理论给我们一种启示，即科学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与扬弃中发展的，科学研究中是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的。

而我们一些人往往以“违反常识”为理由，不加实际考察便轻易否定一些发明、发现。这可以看作造成中国科技创新遇阻的第二个原因。而这大多是一些所谓的反伪斗士所造成的。

以著名的“水变油”事件为例。反伪斗士郭正谊从未实际考察过“水变油”，却在多篇文章中绘声绘色地描述当事人如何作假，如何“变戏法”。《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时真亦假”。郭正谊的谎话说多了，人们便信以为真，并认定了“水变油”是骗局了。

更值得注意是，一些斗士还使卑鄙的两面手法，以非学术手段解决学术争端，混淆视听制造思想混乱。

我们还以“水变油”为例。1995年7月，何祚庥先生曾让他的得意弟子漆纳丁博士到哈尔滨考察王洪成的“水变油”。在漆纳丁与其两名助手严格操作下，实验成功。漆纳丁为王洪成所折服，回北京后曾劝何祚庥“保全晚节”。

谁知何祚庥此时已并不在意“水变油”到底是真是假了，他早已经在搜罗王洪成的“犯罪证据”了。而此时，支持“水变油”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杨世勤先生先后六次邀请何祚庥赴哈实际考察，都被何拒绝。

然而，随后，何祚庥却抛出了一份所谓的验证《方案》，好像要实际考察“水变油”的真假了。值得提出的是，就在何送《方案》之前不久，王洪成同志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绑架，此案当时被列为特大案件。杨世勤到哪里去给王送《方案》呢？此后王虽获解救但身心已经严重受损。而这时，何祚庥已经递送了所谓王的犯罪证据材料，在他的误导下，有关机构已经对王实施了控制（尽管还不是拘捕）。而这个《方案》直到1996年1月15日，王身陷囹圄后才公开，王洪成同志直到1999年才第一次见到这个所谓的《方案》！然而，此事一直都被反伪斗士们宣扬为何祚庥如何不战而“胜”了。其实，何祚庥并非不战，而只不过是没有在学术上战而已，他是使用了学术以外的整人手法。

我们说，对一个问题有不同认识是非常正常的，特别是象“水变油”这样特殊的现象。但是，反伪斗士们使用非学术手段，甚至是造谣、诬陷的手段来取“胜”，其性质则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了。但是，他们流毒甚广，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不对他们的影响加以清除，则我国的科技创新之路仍将充满艰难险阻。

所以，我个人认为，当前的解放思想的指向应是为我国的科技创新清除阻碍为目标，为迎接新的科技革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好思想舆论准备。

王淦昌与“水变油”的不了情

1982年仲夏，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做出很大贡献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相继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核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专心研究惯性约束核聚变。

惯性约束核聚变也称受控核聚变。这种以海水中蕴藏的氘、氚、锂等重离子化合物为原料的聚变反应一旦实现，将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新能源。

1985年12月初，就在王淦昌为我国的受控核聚变研究面临的困难重重而焦虑的时候，一个30岁的中年人王洪成来到北京，要用作参水率为100%的“水基燃料”试验的方式，为此前某部门把自己当做诈骗犯，非法关押了128天讨个说法。

“水能变油？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水是无机物，油是有机物，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搞这个研究的人是精神病吧？”

在许多科学家唯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对新鲜事物永远充满好奇的王淦昌却一心要探个究竟。是年12月21日上午，王淦昌，来到位于滨河路的北京化油器总厂，现场考察了1吨级参水率为100%的水基燃料试验。当晚，王淦昌寝食不安，苦苦思索：为什么10克普通黑色药液就能把约1000公斤的自来水转化为汽油一类的燃料？莫非王洪成发明的这种黑色药液具有铀235裂变产生的能量？可是配制水基燃料过程未见核裂变或核聚变产生的激烈化学反应，难道王洪成大变戏法，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12月27日上午，为了解除心中的谜团，王淦昌再度与中国农村能源协会常务副会长、原四川省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刘允中等人，在能源协会大院，考察“水基燃料”试验。王淦昌让刘允中陪着王洪成在一旁唠嗑，然后亲自动手，配制了20公斤水基燃料，全部加进他乘坐的红旗轿车空油箱里。10点多钟，司机驾驶轿车，拉着王淦昌和刘允中在北京郊外飞驶10多公里。时近中午，轿车回到能源协会院里，王淦昌握住王洪成的说：“洪成同志，这次重复实验让我心里更加踏实。我相信，水基燃料发明的经济价值远胜于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的受控核聚变，将为能源的永续利用，开辟一条光明大道！”隔日，王淦昌和刘允中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写信，反映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

1986年3月3日，王淦昌约请5个科技界好友，在北京东郊联合收割机厂第三次考察了“水基燃料行车”试验。在这次试验中，王洪成公开展示了“水基合成气体燃料配置储存两用罐”，并用它进行了行车实验。中午，王淦昌设宴热情款待王洪成，席间畅谈自己的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体会，及党对科学事业和知识分子的尊重与爱护，鼓励王洪成继续发扬敢争第一的科学创新精神，努力掌握现代前沿科学知识和理论，不断完善水基燃料发明。餐后，王淦昌为王洪成欣然提词：

王洪成同志这一个重大发明，将对国家对人民有非常大的贡献，我钦佩之至。希望王洪成同志继续努力，加紧工作，使这种发明更臻完善，成为划时代的伟大成就。

王洪成接过题词，动情地说：“老一代科学家无私奉献，为国家繁荣富强作出巨大贡献，我一定向你们学习，为党和人民贡献一切力量。”

王淦昌和王洪成举杯互勉，两代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心心相连。

1994年11月末，全国掀起批判“水变油”这个最大 “伪科学” 的高潮，在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操纵下，何祚庥、邹承鲁等200多个“两院”院士同仇敌忾，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猛烈地向王洪成及其伟大发明开火。在这种情势下，王淦昌从容面对，一如既往地支持王洪成的科技创新，连续给中央领导写了2封信，用亲历的事实和新得到的《膨化柴油鉴定报告》证实“水变油”是千真万确发明。

1995年12月31日，王洪成被反伪斗士何祚庥、郭正谊等4人诬陷入狱。1996年1月，王淦昌得知这个消息拍案而起，立即秉笔上书，再次为王洪成鸣不平。

1998年5月，王淦昌身患癌症，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一直挂念王洪成的安危。一天，他看到科技日报发表的批判“水变油”是伪科学的文章，怒气横生，发扬共产党员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立即向秘书口授了写给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忍着癌症晚期的剧痛在打字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信中写道：

关于王洪成发明的水基燃料，十多年前，我看过三次试验。有一次还乘王洪成用水基燃料行车十多公里。当时我曾为之题词。为了研究它的机理，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康宁同志进行了十多年的科研工作。十二年来他顶着巨大压力，克服了很多困难，已取得一些成果，但尚未完全解释王洪成的发明。

十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试生产。去年十一月，王洪成又被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为由，判十年徒刑。因此，国内又掀起一股批判王洪成风、甚至有人指名批判哈工大杨校长支持王洪成的发明。更为严重的，最近看到美国有两家公司在中国专利局报了水基燃料的专利。据认为其内容与王洪成的发明有关。如被国家专利局批准，则王洪成十多年的发明将成为泡影。这就可能演出：“中国人相争，美国人得利的闹剧。

为避免可能发生上述危险，我建议先让王洪成保外就医。（据说王洪成被绑架时，落下很多病）。法律问题暂时搁置，在保外就医过程中，继续完善他的发明，以便尽早形成生产力。

六月份美国1200人的庞大代表团将来中国，可能催批美国在我国报的专利，希望中央尽快作出决断，让王洪成有条件继续完善他的发明，现在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封寄托着与“水变油”不了情的信如泥牛入海，令王淦昌整日焦虑不安，病情日愈加重。

1998年9月初，同样关切“水变油”的已离休的副部级干部、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孟戈非到协和医院看望这位老人，已病入膏肓的王淦昌将个人命运置于度外，却强打精神，不断地叮咛孟戈非：“救救王——洪——成！救救。”

孟老眼睛湿润了，握住王淦昌苍白无力的手说：“一定！一定！”

1998年9月16日，老党员孟戈非同志亲自把与王淦昌合写的要求马上批准王洪成保外就医并加以保护的信递呈国务院。11月10日，王淦昌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对守候在身旁唯一的女儿说：“我走了，你要和孟戈非、王嘉猷伯伯多联系，保护王洪成，留住‘水变油’的根。”

11月26日下午2点钟，孟戈非兴冲冲地走进重症监护室，告诉王淦昌：“王洪成已经获得保外就医了，下一步将是请中央批准做规模试验的问题了！”

听到这个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已不能说话的王淦昌艰难地抬起两手微作鼓掌状，此情此景感动得孟戈非不知说什么好。

1998年12月10日半夜，王洪成在家中得知王淦昌病逝的噩耗，这个有泪不轻弹的血性汉子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找出王淦昌的题词，反复默读，在心中发出坚定的誓言：决不辜负老一代科学家的期望，为“水变油”发明在神州大地扎根、开花、结果而奋斗终生！

向优秀的共产党员、伟大的科学家和爱国者王淦昌在天之灵致敬！

关于实现“洪成发电站”产业化的路线图

作者：龙江墨客

笔者在一个帖子中谈了“洪成电动车”可“白天开车，晚上发电”的好处。可是，要每家每户都购买一辆“洪成电动车”，解决眼下用电急需是不可能的事，而依托“洪成类永动机”技术，建立小区“洪成发电站”是简单易行的办法。

    2005年6月，王洪成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进一步完善了“类永动机”发明，规划了一个“洪成发电站”产业化宏伟蓝图：

    一、“洪成发电站”试点与布局

    先在新开辟的居住小区建立试点，设1座1500KW“洪成发电站”，满足千户家庭用电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1万——10万KW区域发电站，为工业园区或用电大户直接供电。以上试点取得成功后，可在缺电城市或农村大规模推广使用。

    二、“洪成发电机（站）”成本概算

1、1万KW“洪成发电机”      10万元× 1台 = 10万元

每度电摊入10万元÷（0.2元/度×1万KW×8760小时/年×20年）=0.000285元/度 

2、绿地埋入式厂房1000平方米×1000元/㎡=100万元

每度电摊入100万元÷（0.2元/度×1万KW×8760小时/年×60年）=0.00095元/度  

 3、低压输电电缆      100元/米×2000米=20万元

每度电摊入20万元÷（0.2元/度×1万KW×8760小时/年×20年）=0.00057元/度   

4、电子控制系统    10000万元×1套=1万元

每度电摊入1万元÷（0.2元/度×1万KW×8760小时/年×20年）=0.0000285元/度    

5、工资、福利、社保、电费、折旧、广告等费0.001元/度

6、增值税等共 0.001元/度

以上每度电总成本为0.024元/度

    二、洪成电力售价及利税

根据发电成本和有关鼓励高科技产品政策：

洪成电力售价为0.224元/度，比火电便宜四分之三以上；

洪成电力利润为0.2元/度，比燃煤电力提高1倍以上。

洪成电力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0.0578/度，与火电持平。

    三、洪成发电站经济、环保和社会效益

1、2009年我国火力发电量为2.99万亿度，核发电量为600亿度。如果从现在开始，在10年内逐步淘汰核电和燃煤发电站，以洪成发电站代之，不仅可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可彻底消除可能发生的核灾难，彻底解决全国电力短缺问题。

2、洪成发电站不排放任何污染物，是真正的绿色电力。如果全国发电站都以“洪成类永动机”替代燃煤锅炉，完全可以做到烟尘、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汞、镉等重金属等污染物零排放，还人民一个清凉世界。

3、洪成电力成本低，利润高，售价便宜，可使发电企业与消费者双赢。

4、洪成发电站可建在地下，还可免建火电站占用的大片储煤场和储灰场，节省宝贵的土地资源。

5、洪成发电站不须以水蒸汽作介子就可发电，可节约大量宝贵的水资源。

6、洪成发电站可免去火力发电站的运煤之苦，解除全国铁路和公路运输紧张局面。

7、独特的小区发电站不需高压输变电设备，大大降低了电力输送成本。就近专线为用电大户供电，可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如：北京商业用电每度电价高达0.983元，像百盛购物中心这样的大型商场，每年照明、电梯、空调需用电1000多万度，需花电费1000万元。如使用洪成发电站直接供电，每年可节约电费700多万元。

科技革命视角下的科学发展观

作者：金丽 

主题词：科学发展观、科技革命、瓶颈问题、科学思想、科技创新、阻力、解放思想

世界上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不能脱离开它所在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也都是根植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的，并对之产生影响。我们认为，从大的历史背景的角度出发看待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更有利于对其深入的理解。本文仅从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行管窥，以求能够有益于对它的进一步理解。

一、    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1980年3月15日，联合国大会向全球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简称WCED）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定义，该定义在国际社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奠定了后来可持续发展思想演变的基础，后来的定义大多是围绕它而展开的。WCED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以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来说，“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狭义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流传最广的是WCED狭义的定义。WCED特别指出工业化国家必须承认它们的能源消耗正污染着生物圈，吞噬着稀少的矿物燃料供应……

可以说，资源环境问题是制约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其中能源问题尤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世界石油危机，导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减速和全球经济波动。近年来，石油价格不断攀升，2008年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140美元，油价上涨对全球经济特别是石油进口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一些国家甚至因石油涨价引发社会动荡。[1]这其中固然有投机行为作祟，但不可否认，石油等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正面临着经济不断发展而资源、能源不断匮乏的现状。世界知名的石油公司-BP公司发布的《 BP世界能源统计2006》的数据表明，以目前的开采速度计算，全球石油储量仅生产40年。人类未来的发展乃至生存前景堪忧。

二、实现科学发展，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而要实现发展，维护好人的发展乃至生存环境就必须解决制约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对此，党中央有着明确的认识。

胡锦涛同志指出：“解决好能源资源不足的矛盾，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2,1099]他还明确指出：“从我国发展的战略全局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加快产业优化升级，促进人口健康和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3]

其实，人类对非常规能源即新能源的开发研究早就已经开始了，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等的利用是新能源开发的主要方向。然而，新能源的开发遇到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技术瓶颈，能量转化率不高成为新能源不能大面积普及，不能取代传统能源的主要问题。

我们认为，对新能源开发技术瓶颈的突破必须依靠一场科技革命来解决，而新的科技革命也将会引发新的产业革命，从而改变人类现有的发展方式，引导人们走上可持续发展，即科学发展之路。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一场或许是人类自有能源使用记载以来最庞大、最深刻也最为惊心动魄的能源新技术革命正在无声无息中袭来！”“和100多年前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崛起时代有所不同的是，呼之欲出的这场新能源革命，需要转变整个能源利用方式，以可再生能源重构人类使用能源的创新体系，继而催生一轮以能源为主导的全球新技术、新产业变革，最终实现全球分工体系的大“换血”和全球利益的大重组。”[4]对此，我们的中央领导也是有着明确认识的。

2009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财政支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突破，催生新的产业变革。综合考虑国内外情况，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是促进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一个重要的结合点，也是调整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一个现实的切入点。”[5]

2009年1月8日，时值由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还在谷底之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就指出：“当前，一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加剧，给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历史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的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通过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知识和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但更要重视知识和科技的力量。这更带有根本性和长远意义，是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所在。”[6]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我们的中央领导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形势的英明判断，有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必将抓住科学革命的先机，实现好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科技的支撑对于科学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啊！。

三、科学发展关键在科技创新

胡锦涛说：“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先力量，而自主创新能力又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加快科技进步，关键在于自主创新。” [2,1094]他还说：“进入21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能源科技将进一步为化解世界性能源和环境问题开辟途径”，“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紧紧扭住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中心任务，把握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要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3]可见科技自主创新，特别是能源领域的科技自主创新是我们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

其实，对于新能源开发的技术瓶颈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在努力解决，在争取技术上的突破。2009年2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838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其中有一半以上涉及秘密新能源产业化大规模倍增计划。3月23日美国新任能源部长朱棣文又公布了一份新能源创新投资计划，涉及如何使用美国能源部近期获得的16亿美元经济复兴刺激资金；朱棣文宣布“新能源前沿研究中心”项目今年已获得2.77亿美元的资助，目的在于加速新能源技术革命基础研究与大规模产业化创新研究。[7]众所周知，朱棣文是著名的“另类”能源专家，据说他的研究中包括了颇具争议的冷核聚变研究。而据英国《泰晤士报》2007年9月3日《为核聚变项目开绿灯》一文披露，英国的一个科研小组已经得到了欧盟批准，要设法实现核聚变，以解决世界能源危机。

四、科技创新的阻力

1989年，美国犹他大学的S.Pons和M.Fleischmann宣称在室温下发生了氘-氚的聚变反应，其证据是观察到大于输入能的输出能，而且不能用化学反应能来解释。这就是所谓的室温核聚变，或简称冷核聚变。然而，按已知的科学理论，在室温下实现核聚变是不可能的，因此冷核聚变提法一出即遭到美国主流科学界的反对，甚至被指为“病态科学”甚至“伪科学”。美国能源部对冷核聚变的第一份报告进行调查后认为，由S.Pons和M.Fleischmann所产生的最初冷核聚变的实验结果，不可能进行重复，因此可能是假的。自此，冷核聚变这项研究长期被政府冷落。

其实，在我国，以冷核聚变为代表的关于新能源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也遭到了主流科学界的抵制，甚至是打击。1990年5月10日，在由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单位主持召开的“冷核聚变学术交流与对策研讨会”上，代表们认为，包括国内各家实验室的绝大多数实验室没有复现Fleischmann-Pons报告中所说的现象。[8]冷核聚变研究被《科技日报》列入“震惊世界的20大科学骗局”。何祚庥主编的《伪科学曝光》更是将冷核聚变研究作为典型案例收入书中。

当然，科技创新的阻力绝不仅仅体现在冷核聚变研究上，相当一段时间内，包括全息生物学理论、无偏二极管研究，乃至曾获得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重大自主创新研究成果“澄江动物群和寒武纪大爆发”都被贴上了“伪科学”的标签，一些重大自主创新研究遭到冷遇。

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2005年05月11日，《科技日报》刊登的孙文鹏、任振球等九位科技工作者的公开信《科学探索不需要也不可有“科学警察”》或可作为回答。信中说：“科学哲学研究表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遵循着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的交替发展过程。其中科学革命的新发现和新突破，往往是由有悖于当时常规科学的非常规创新思维的感悟和超常规实验现象的启发，通过科学的探索和实践来开道的。而当时的常规思维对于非常规科学的萌芽，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阻碍的作用。一旦非常规的科学探索逐渐得到公认并占据主导地位后，它就成了新的常规科学。然而，当新的常规科学经过一段时期后，又会遭到更新的非常规创新思维的冲击，最后又被更新的非常规科学所替代。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永远不会停滞和终结。”“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不仅不易为当时常规科学家所理解，而且由于它对当时的常规科学形成革命性的冲击，客观上影响到当时常规科学权威的既得利益。因而科学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开始时遭到抵制、封杀是常有的事。怪不得量子理论的奠基人普朗克说：‘一个新的理论，不是靠说服反对者而获胜的。要等到反对者终于死去，而赞成它的新的年青一代成长了起来。’”他们还指出“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尊重非常规探索，是真正的科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那种用已知去否定和批判新知的作法，是不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

五、科技创新呼唤思想解放

2007年2月，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拉开了全国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当时，对解放思想的指向的种种猜测，大多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我个人认为，其实可以从科学革命的角度看待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

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10期《科学革命是科学世界观的根本变革——爱因斯坦科学革命思想述评》中，作者周德海指出：“由每一次科学革命所引发和标志的科学世界观的根本变革，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对作为科学文化的核心和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念的变革，更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而变革后的新哲学观念，又可以推动科学思想的巨大发展。因此，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中，科学革命推动着哲学观念的变革，以某种具有革命意义的科学理论为依据的哲学观念一经形成，并被推广到科学各个领域的理论研究活动之中，就可以大规模地促进科学在各个领域中迅速而健康地发展;当某种新的哲学观念通过体现它的科学理论，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就会产生出与这种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念不同的、代表着更新的哲学观念的科学理论成为新一轮的科学革命的萌芽和源头。这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那种哲学理论的代表者，则难以容忍这种代表着更新的哲学观念的科学理论的存在，从而起着阻碍科学发展和进步的消极作用。科学史上的一些革命先驱者的不幸遭遇的根源之一正在于此。但是，随着这种代表着更新的哲学观念的科学理论的成长和壮大，居统治地位的那种哲学观念的被推翻、被否定或被扬弃，从而实现哲学观念的彻底变革，将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周先生这里的所谓哲学指的就是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周先生的话基本道出了科学思想界的现状和一些重大科技创新研究的阻力所在。那么，目前科学界在科学思想上有什么问题呢？我个人认为，问题在于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归纳主义。对于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专门的批判文章，而对于归纳主义在现代科学的地位恩格斯也是早就提出疑义的。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出错的方法。但事实上它是很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归纳法“没有权利要求成为科学发现的唯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9]

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休谟就对归纳法提出质疑，这就是著名的“休谟问题”。后来，又有人（如波普）对归纳的基础提出了系统的批判。这可以说是动摇了现代科学的基础。1.归纳推理，即从单称陈述到全称陈述会发生困难。2.归纳推理的基础——归纳原理会导致无穷的逻辑后退的困难。3.归纳主义者把知识的真理性和必然性建立在“或然性”（即概率真理）的基础上，同样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4.理论来自猜测，而不是观察，（波普的说法）这就否认了归纳的意义。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抹杀了归纳法作为一种科学发现途径的作用，它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上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但也正是因为它的作用，一些人把它及由它所衍生的一些规则，比如“可重复性原则”奉为金科玉律，并以之判定新的研究是否科学。由此，以归纳主义为核心的旧的科学思想体系已经成为了阻碍科技创新的绊脚石。科学创新呼唤着思想解放，呼唤着新的科学思想体系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六、科学思想的激烈碰撞

2006年底，方舟子、张功耀、王澄等人借国家发改委向社会征求医疗体制改革意见之机，在网络以“告别中医”为名发起了万人签名活动，上书要求废除中医。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更是极端地宣称“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 [10]。与之针锋相对，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宋正海等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150名学者上书中央，建议慎重使用“伪科学”一词，并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两派就“伪科学”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很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凤凰卫视更是打出跨年度巨献的牌子，组织双方进行了电视辩论。

我个人认为，此次争论的意义并不在于中医的性质，重点也不在于法律，而在于这是一次不同科学观、不同科学思想的交锋。它所要讨论的问题涉及了学术道德问题、科学划界问题、科学与文化的关系、民科问题等，在学科上涉及了科学哲学、科学史学、科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等，触及了中国当前科学界急待解决的重大、敏感问题。我们说科学的发展在于科学思想的进步，而目前中国科学界在科学思想上确实落后了，而此次争论所讨论的这些问题都是急需科学思想界、科学界予以廓清的。

据《信息时报》所作网络调查，网民中赞同废除“伪科学”提法，认为“‘伪科学’一词已经被滥用，成为某些“学霸”否定传统文化和民间科学的一种工具。”的占62.20%；反对废除“伪科学“提法，认为“‘废伪’实际上是为打着科学的旗号招摇撞骗的伪科学辩护。”的占26.77%，表示“不关心，觉得这种争论很无聊。”的占11.02%。其他媒体所作的调查基本也是这个比例。这表明，在反“伪科学”派叫嚣废除中医之后，人们对反“伪科学”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科学思想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

2007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科学进步法修订草案。参与审定工作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卢瑞华、杨兴富认为草案中“伪科学”的提法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并建议不使用这种提法。应该说，卢瑞华、杨兴富委员的提议是学界反思科学思想问题的大背景下的结果。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7年12月29日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通过的《科技进步法》删除了草案中的“伪科学”提法，把学界对科学思想反思的结果提到了法律层面。

此后，有关科学思想的舆论开始发生变化，方舟子、张功耀等人以反“伪科学”为标志的思想开始受到社会质疑，乃至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直斥其“数典忘祖”，而曾红极一时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也从此淡出主流媒体。

应该说，此次科学界的思想激辩在让人们反思科学思想问题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于它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界解放思想的先声，并因此为我国重大科技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乃至为新的科技革命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那就要靠历史来进行检验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不是我们的发展急需重大科技创新，乃至一场科技革命，不是我们的科技创新急切呼唤科学思想的解放的话，这样一场关于科学思想的激辩几乎是无法形成的。

七、结论

科学发展需要科技创新，而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形势告诉我们，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就要到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对此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而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从科技革命的视角，并结合科技界的思想变动来看待中央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创新性国家、解放思想等命题时，或许我们应从中更深理解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42卷第3期。

      [2]  《努力实现“十一五“时期发展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8年4月。

      [3]  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解放军报》，2006年1月10日。

      [4]  陈其珏《新能源革命欲再造全球分工体系》，《上海证券报》，2009年03月18日。

      [5] 李丽辉《新能源将成为中国发展新引擎》，《中国能源报》， 2009年06月1日。

      [6]  温家宝《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解放军报》，2009年1月10日。

      [7]  《美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公布刺激资金使用计划》，《科学时报》，2009年3月25日。

      [8]  庆承瑞，《病态科学，冷聚变及其它》，何祚庥主编《伪科学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8、549页。

      [10]  《何祚庥为何批中医（生死中医）》，《环球人物》，第十七期。

鱼？还是渔？

——我们要从王洪成的发明中得到什么

     随着反伪斗士们的谣言被逐步戳穿，王洪成同志的“水变油”和永动机这两项重大发明的价值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有人说这是划时代的伟大发明，有人称其带动了新的科技革命，有人看得更远，称其足以改变人类发展方式……

    王洪成的发明无疑会带给我们新的发展机遇，为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对于这样的伟大发明，我们又应如何对待呢？

    以前的武侠电影里往往有这样的情节：某人获得了一本武学秘籍于是武功大进；某位武林高人留下了某项奇功或者宝刃，于是引起武林争斗，人们纷纷争抢……当时看过这样的情节我就不禁思考，武功秘籍、宝贝兵器固然宝贵，但人们为什么非得抢人家的剩饭，而不创独门奇功，或打造自己的神兵利器呢？

    王洪成的发明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洪成发明“水变油”和类永动机（九十年代公开）两大发明以来，很多认定其真实性的人就开始了破解其秘密的研究。应该说，研究是每个人的权力，特别是王洪成这样的发明，更是能激起人们探究未知的激情，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有一些人不择手段，想要攫取王洪成个果实，乃至使用了绑架手段。这已超出了法律能够容忍的限度，应该受到追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想，这一是因为多数人创新能力不足，还达不到独自创立同量级发明的水平，于是致力于破译；二是眼光短浅，只看到成果，看不到过程，于是不问劳动，只抢果实。

    中国有句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想就对王洪成发明的态度，借用到科技创新问题上我们可以改为“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渔”。我们的眼光不应只局限于“水变油”或类永动机上，应该着眼于学习王洪成的认识方法、研究思路，以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

    或者有人说，我们是科技工作者，懂得科学研究的方法。我说不然。按照既有的科学研究方法，掌握了诸多现代科技手段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弄出王洪成这样的发明啊！是小学四年级文化的王洪成在权作实验室的陋室里搞出了“水变油”啊！而王洪成的发明公之于众近30年后，掌握着先进科技手段的诸多团队仍无法破译其秘密。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是不是我们既有的科学研究方法本身有问题？它不但没有促进我们的研究，甚至可能正在阻碍着科技创新？

    或许有人认为王洪成的成功是个例，不能说明问题。但我们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几次科技革命，瓦特、爱迪生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尼古拉.特斯拉据说只上了一个学期大学，而且被当时的主流学界视为“伪科学”学派，其发明的灵感来源于所谓的另一个世界，其大部分实验则在其大脑中完成。这些人用的也不是我们通常的科学研究方法。

    这让我们不得不对被某些人视为金科玉律的“科学方法”进行反思。其实，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论述过，现代科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归纳逻辑基础上的，而现代科学大厦的这块基石其实并不牢靠！

过去人们认为，科学是严格地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实验中归纳推导出来的，科学知识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它已经被经验所证实。建立在归纳法上的现代科学就是运用归纳法，从单称陈述（对观察和实验的记录）过渡到一般陈述（科学假说或理论）。对此，早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就指出归纳法并非万能，它屡屡出错，他还说：“事实上它是很不中用的。”（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6页。）著名哲学家波普对归纳法则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他指出：1.归纳逻辑，即从单称陈述到全称陈述会发生不可逾越的逻辑困难。即归纳法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2.归纳原理会导致逻辑上的无穷倒退。即如果把归纳法确定为一切知识的源头，那么如何证明归纳法本身则造成逻辑循环。3.概率逻辑挽救不了归纳法。

    不只是哲学界看出了作为现代科学方法论基础的归纳法的问题，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认为在建构科学理论时，归纳法在使用范围上是相当有限的。其原因在于它经不起严格的逻辑分析。人们决不可能从作为单称命题的经验陈述中，逻辑地推导出作为全称命题的科学原理或定律。换言之，经验归纳决不可能从逻辑上建构起任何一条科学的基本原理。（注：杜焕强《论爱因斯坦的思维的自由创造》，见《科学哲学研究》2004.02）     

    那么，既然归纳法在科学研究上不具有权威性，那么我们又该以什么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呢？

    波普有句名言：科学是纯粹的猜想！费耶阿本德更是提出“怎么都行”。

    对于这两种意见，我并不完全同意。但从科学发现来讲，我同意“怎么都行”。法无定法。当然一种假象提出后拿到实践中检验及质疑和论证的过程就不是怎么都行了。这需要一定的规范。但需要指出，这个规范的具体内容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发展的，世界上不存在着什么金科玉律，特别是其中基于归纳主义的东西，我们必须以辩证的、动态的观点来看待。

    王洪成发明“水变油”无疑是基于大胆的猜想，但为何他的这一猜想能变为现实，“水变油”能成功呢？我想，除了他锲而不舍、刻苦研究的精神外，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开启其成功创新之门的金钥匙。

    如果我们的眼光只局限于王洪成的具体发明成果，而忽略了使其获得成功的思维方式，只要王洪成的鱼，不要其捕鱼之技，仍然囿于既有的科学范式，而对与新科技革命相应的科技创新方法不加以研究，则我们就是不要西瓜，只去捡芝麻。这样我们不但可能连芝麻也捡不到，而且会造成诸多矛盾！

    而对王洪成在“水变油”的研究过程中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找出发现创新思维的规律，并推而广之运用到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工作中，那才是正路！因为我们要的不只是一个“水变油”，我们要的是千千万万个王洪成式的发明家，要的是各个领域的重大创新！要的是中华民族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

    鱼？还是渔？孰重孰轻？大家应该明白了！

亚运会开幕式点燃“圣水”！

以下是相关新闻报道，请网友们思考。

开幕式进行到一个小时左右时，代表着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45位白衣少女走入场地中央，此时的开幕式主会场中央舞台已经从一片“海洋”变成了干燥的陆地。陆地中央缓缓升起了本届亚运会的主火炬盆，45位少女将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圣水”缓缓注入圣火盆，代表着亚洲国家和谐共荣的追求。
　　在“圣水”缓缓汇入主火炬盆的同时，场地内缓缓升起四根巨大的拱柱，将圣火盆托住。在本届亚运会主题歌《日出东方》的热情旋律中，四根拱柱将圣火盆缓缓托起，本届亚运会的主火炬塔慢慢显出它雄伟的身型。

王洪成与音乐的小故事

作者：龙江墨客

金丽网友在本坛110贴上传一张照片，标题是《王洪成在秦城的怡然时光》。有人怀疑这张照片的背景有假，笔者写了《王洪成在狱中的小故事》加以证实，可惜被斑竹枪毙。还有人指出：此照片拍的很做作，一个只上过4年学，坐过3次牢的粗人，怎么会弹高雅的吉他？为证明这张照片的真实性，笔者写了《王洪成与音乐的小故事》，希望斑竹放行。

 王洪成一家在秦城监狱的怡然时光

王洪成出生于有音乐之都美称的哈尔滨市。上小学时，因厌倦刻板沉闷的语文和算术课，不用心学习，考试常常不及格，被老师视为弱智。可是，这个弱智生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不仅歌唱得好，音乐考试回回都打100分，还无师自通学会吹竹笛，并触类旁通学会了吹口琴，十多岁时就将《我是一个兵》演奏得出神入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发革命”中，已被学校开除的王洪成深受街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影响，用自己养猪挣来的钱，买了一把二胡，通过勤学苦练，很快掌握了演凑技巧，常在松花江边放猪的时候，练习《二泉印月》、《赛马》、《光明行》等著名二胡曲。
1972年11月，18岁的王洪成开始搞“水变油”发明。在这个科学探索中，他遇到千难万阻，每当感到山穷水尽时，或吹一曲《苏姑行》，或拉一段《打虎上山》，在美妙的音乐中寻找创造的灵感，获得迎难而上的激情。
后来，王洪成为维持生计和发明，当上了木匠，工作之余，利用给人家打家具剩下的边角余料，制作了一把音色相当不错的小提琴，陪伴他在崎岖的科学探索之路上孤独前行。一天夜里，他在研究“类永动机”上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中抓起小提琴，拉起世界著名作曲家斯特劳斯的代表作《蓝色多瑙河》。王洪成的身体随着华尔兹
节奏鲜明，旋律流畅的乐曲轻轻摇摆，很快忘记试验失败带给他的苦恼，自由的心灵在夜色中飞翔。拉着拉着，他突然想到：“这首只有三拍，十二个乐段的华尔兹之为什么能成为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世界名曲呢？”王洪成放下小提琴，想了一会儿，找到答案——因为它遵循简约而不简单的道理！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中，只用了6个符号，即E=mC^2方程式，揭示了质能等价理论。大道至简，这才是科学的秘密！”想到这里，王洪成决定推翻以前所有的复杂设计，创造一个构造简约而不简单的“永动机”！1982年11月，他历经上万次失败，终于实现了发明“水变油”和“类永动机”的梦想。
爱因斯坦说过：“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音乐要求同样的思维过程。”，“我科学上的成就，很多是受音乐启发而来的。如果没有音乐，我在科学上将一事无成”。钱学森也有很高的音乐造诣，他一直强调：科学要跟艺术结合，搞科学工作的，应该学点艺术。详尽调查研究王洪成的人生轨迹，笔者想：王洪成一人获得“水变油”和“类永动机”两个重大发现，除了他具有从小养成的叛逆思维和坚硬刚强的品质这个主要原因之外，还与他热爱音乐有些关系。
（声明：此小故事版权归笔者所有，如要转载需属名“龙江墨客”）

伟大发明家王洪成“坏”在哪里？

作者：龙江墨客

1982年11月7日，哈市公交车司机王洪成经过10年刻苦攻关，一举获得“水基燃料”和“类永动机”两个伟大科学发现！
哈工大杨士勤（校长、教授）、吴林（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防科工委刘曰治（军级研究员）；哈船舶学院魏荣年（教授）；吉林工大牟永泉（教授）等100多位专家学者亲自考察了这两大科学发现，一致认为：这是将改变世界，推动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伟大科技创新成果。世界著名科学家王淦昌、钱学森考察或观看了“水基燃料”试验，无不为王洪成这一颠覆性的伟大发明钦佩之至。中国军事科学院一位副院长、教授称：“水基燃料”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五大发明。
据权威人士估计，王洪成这两大发明不仅可为我国提供取之不尽的绿色能源，还将再造以海水为主要原料的精细化工、医药、塑料、纺织品、远洋运输和航空航天等十大新兴产业，如大规模推广使用和出口，每年可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十万亿以上的财富，大大加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这样的天大好事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却被原国家公安部、物资部、科委等部门的一些官员以发明家王洪成“很坏”之名，先后3次抓进监狱，关押了11年之久，险些使“水基燃料”和“类永动机”两大科学发现遭到灭顶之灾。抛弃法律问题不谈，王洪成真的“很坏”吗？“坏”在哪里？据收集到的几份资料，公布和分析如下：
一、诈骗4个亿，企图外逃。这是反伪斗士何祚庥、郭正宜等4人在写给中央政法委的检举信提到的，经专案组120名公安干警深入调查取证，给予否定，使反伪斗士们妄图强加王洪成重罪的阴谋破产。
二、以“水变油”发明为资本，“要官、要名、要钱”。 如果王洪成敢说自己没有一点名利思想，这肯定是假话。但官方硬指王洪成的“官”（副部级）、“名”（发明家）、“钱”（5000万人民币）都是“要”的，这显然是言过其实——“官”是原物资部根据王洪成的贡献和能力报国务院批准封的；“名”是王洪成自己创造的；“钱”是受之无愧的。（让我说给的太少了！）况且王洪成当年也没有真正得到“官”、“名”、“钱”这些好处，这难道不是一场游戏吗？
三、假合作，真捞钱。1992年7月至1993年初，王洪成自办的洪成新能源膨化剂厂、与哈市政府合办的中国洪成新能源北方总公司分别与外地单位或个体企业合作，建立了30多家独自经营核算的洪成新能源分公司，其中中国洪成新能源北方总公司按市场规则向对方共收取了约4百多万元“保证金”，王洪成未从中捞取一纹。1993年1月、5月，公安部、物资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下发“通知”和“纪要”，严令王洪成和北方总公司“不得与任何单位或个人签订合作合同和协议”；“水基燃料”包括“膨化汽油”和“膨化柴油”在国家“鉴定之前，不得组织生产、销售和推广，更不能产业化”。王洪成与北方总公司遵此令忍痛割爱，30多家分公司用于厂房、场地、设备的约3000多万元投资蒙受巨大损失。王洪成为给合作方一个交代，曾于当年以非法干涉企业经营为由，两次将公安部和物资部的两个部长告上北京市人民法院，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民告官案，结果非但未被法院受理，反而惹了一身不是，加剧了与强力部门领导的矛盾。更严重的后果是，受制于“通知”和“纪要”，洪城公司停止了膨化柴、气油生产线，只能生产、销售“膨化重油添加剂”，只好想方设法以试验的名义，给哈市67路联运车队生产、提供少量“膨化柴油”。反伪斗士何祚庥总爱拿“‘水变油’如是真的，王洪成为什么不自己开加油站挣大钱？”说事，看了以上事实，读者就会明白其拿着明白装糊涂的险恶用心了
四、出尔反尔，不真心与国家合作。这是最重要的一“坏”，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1982年11月7日，王洪成发明成功“水基燃料”后，马上决定将自己的发明献给国家，先后4次跑到省、市政府报喜，结果被人家当做精神病患者赶走。在王洪成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个广州商人找上门来，要以100万元买断“水变油”技术。当时，王洪成为搞“水变油”发明，欠下1万6千元——相当于他30年基本工资的巨债。如果答应这笔买卖，不但能马上卸掉沉重的债务包袱，还可以搬出9平方米的蜗居，住进别墅式洋房，让全家过上比“万元户”还美100倍的幸福生活。王洪成深思片刻，果断地决绝这笔金钱的诱惑：“这个发明是属于国家的，你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1984年初，“水变油”发明巨大的经济、科学和军事价值逐渐引起市、省和中央三级党政领导的关注与重视，很快将此发明产业化摆上重要日程。
可是直到1984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颁布，除开明的哈市党政领导之外，其他部门的主管官员们闭口不谈如何奖励“水变油”发明人的问题，令债务缠身入不敷出的王洪成有些难言的想法。更让他不解的是，一些身份很高的官员竟对“水变油”发明动起了歪脑筋：1984年3月，一个主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安振东叫市科委的兰公白给他“弄”点“水基燃料”和“水基燃料”配方，遭到兰副处长的拒绝。20天后，王洪成与兰公白从市政府安排入住的友谊宫去省石化研究所作“水基燃料”检测，意外发现有人已在此进行了“水基燃料”成分分析，不由得大吃一惊。经调查得知，是那个副省长指示友谊宫副经理乘王洪成不在客房时偷走150克“水基燃料”，然后拿到省石化研究所化验的；1984年7月，一个强力部门的徐姓处长在景山后街1号某招待所偷窃“膨化剂”时，被王洪成抓了个现行。这2件不该发生的事，让王洪成不得不考虑：如果秘方被窃取并被破译，自己将遭到什么下场？因未解除这个疑虑，没有法律保障，王洪成不肯贸然将“水变油”配方交给某强力部门的一个副部长，于1984年9月17日被抓进秦城监狱，关押了128天。
1987年6月，由国家计委出面，为王洪成办理了“水基燃料”发明证书和专利证书，与王洪成签署了合作协议，内含专利提成10%，15年不变等，这是专利法施行2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保护个人知识产权上的巨大进步。但是，负责这件事的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柳随年急功近利，万事未开头就要王洪成交出“水基燃料”配方。王洪成以大局为重，当场表示：可以交方，但必须有原石油部部长康世恩、中科院副院长李昌等6位省部级领导在场监督，柳随年随口答应了。可是，柳副部长第二天公然违约，只在一秘书和一总工陪同下索要秘方，遭到王洪成的拒绝，弃官而去。
回哈后，王洪成闭门思过，总结经验教训，增强了科技报国的决心。1987年10月20日，王洪成在哈召集兰公白、李功法、曲锡铭等人开会，宣布自己要无任何代价的向党的十三大献礼，亲手把“水基燃料”秘方交给党的总书记。当即决定：由曲锡铭和王义广分别带着母液分乘两辆轿车，于25日动身赴北京市通县听令；王洪成与兰公白于27日乘飞机去北京中办联系献方事宜。然而命运又与王洪成开了一个大玩笑——10月23日晚9点，柳随年带领几十个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突然采取抄家抓捕行动，将王洪成再次投入秦城监狱。在这次行动中，原国家计委燃料司副司长严谷良亲自指挥公安干警搜查王洪成的两处住宅，一处活动板房，把里面所有的笔记本和瓶瓶罐罐带回北京，其用心昭然若揭。
至于王洪成与国防科工委之间合作出现的问题，有其特殊性，就不详细分析了。
总之，谁都知道王洪成的“水基燃料”发明是超级金奶酪，如何分享它是个大学问。鉴于这个发明巨大的经济、科学和军事价值，由国家垄断是必然和必须的，也正符合王洪成的意愿。可是如此大好事情却被安振东、柳随年等昏官们搞砸了，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条：一、只片面考虑国家利益，忽视个人正当权益；二、急功近利，有法不依，为搞到配方不择手段，激化了矛盾，引起王洪成的对立情绪；三、反伪斗士干扰破坏中央的决策和部署。
当然，王洪成不是完人，其高傲、暴躁、偏激等性格缺陷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与政府合作的事宜。但是，看人要看大节，王洪成历经磨难仍对党和政府无怨无悔，将“水基燃料”发明的根牢牢地扎在神州大地。他多次表示：“作为炎黄子孙，我对哺育我成长的党和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将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尚不富裕的祖国和人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王洪成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柳随年在1987年10月晚几天抓王洪成，“水基燃料”配方或许就会主动地存入国家保险箱。
1992年9月18日，对王洪成及其发明比较了解的原国防科工委少将祁军同志在写给某副总理的信中说：“我觉得对这种类型的人应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研究和处理，不能按常规办，应有一套相适应的特殊政策和办法，甚至做出一些原则性的让步；只要能够使其成果早日为社会和国家服务，权衡比较，还是利大于弊，因此我认为应不惜代价地把这项工作做成。”那时，如果有关部门领导能参考祁军少将这番建议，在法规和政策之内解除王洪成的后顾之忧，我相信他会通情达理，与国家愉快合作，把新能源事业做大做强，让咱老百姓也能分享一点“水基燃料”超级金奶酪的。

不久，严谷良的真情告白传遍了哈市大街小巷，哈市政府与王洪成合办的中国新能源北方总司应运而生，物没价廉的洪成膨化燃料源源不断地涌向市场。一些媒体闻风而来，纷纷报道“水变油”的奇迹和规模化生产的盛况，有的还为王洪成两进秦城的遭遇鸣不平，矛头直指一手制造这两起冤案的部长们。柳随年闻之大惊失色，责怪都是严谷良写给邵省长的信惹来大祸。1993年1月，柳随年为扭转不利局势，一方面与公安部联合发出了《关于立即停止对王洪成“水基燃料”的宣传等事项的通知》；一方面命令严谷良马上在《内参》发一篇文章，揭露“王洪成靠所谓的‘水变油’表演捞取资本”，“要官、要名、要钱”的“真相”。4月20日，王洪成以严谷良的文章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先后向北京市两级法院起诉未被受理。后来，社会掀起批判伪科学的风暴，这这篇《内参》公然登载在几十家报纸上，蒙蔽和误导了广大读者，成为反伪斗士何祚庥、郭正宜、司马南等指控王洪成诈骗的有力罪证。1995年12月31日，王洪成被何祚庥、郭正宜等诬告第三次入狱，“水变油”和“类永动机”两大科学发现陷入灭顶之灾。

有道是：真理有时可能变得暗淡，但它永远不会熄灭。1998年以来，在两院院士王淦昌等人强烈呼吁下，王洪成的问题得到逐步解决，而严谷良先生在退休之后深明大义，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仅挺身而出为“水变油”说出了真话，而且在各种场合积极地为“水基燃料”的前途鼓与呼。对严谷良先生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君子之风范，笔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故事结尾再赘一笔：但愿某一天，王洪成与严谷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谁动了王洪成的金奶酪

     作者：龙江墨客

1996年，美国上演了基努维斯导演的科幻影片《链式反应》（Chain Reaction），开场讲的是几个科学家利用一种可控核聚变技术，能够源源不断地从水里提取物美价廉的新型燃料。正当他们为功成名就即将发大财而高兴的时候，一群蒙面杀手突然从天而降，不但杀死了这群科学家，还炸毁了实验室，致使美国版的“水变油”发明灰飞烟灭。

《链式反应》虽是一部科幻片，但它来源于生活。在这部影片上演前的1982年11月17日，中国的普通工人王洪成独辟蹊径，创造了氧冷核聚变技术，真地将淡水或海水变成了油，震惊了全世界。当地一个民间诗人看了王洪成的“水变油”表演，当场赋诗：王家祖坟冒青烟，水缸变成大油田！

发明成功后，王洪成决定将自己的发明献给国家，先后4次跑到省、市政府报喜，结果被人家当做精神病患者赶走。在王洪成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个广州商人找上门来，要以100万元买断“水变油”技术。当时，王洪成为搞“水变油”发明，欠下1万6千元——相当于他30年基本工资的巨债。如果答应这笔买卖，不但能马上卸掉沉重的债务包袱，还可以搬出9平方米的蜗居，住进别墅式洋房，让全家过上比令人艳羡的“万元户”美10倍的幸福生活。王洪成深思片刻，果断地决绝这笔金钱的诱惑：“这个发明是属于国家的，你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1984年初，幸亏哈市科委工业处副处长兰公白慧眼识珠，经过多次考察，认准“水变油”发明巨大的经济价值。在他和科委主任王源灿的大力推荐下，逐渐引起市、省和中央三级党政领导的关注与重视，很快将此发明产业化摆上重要日程。

可是直到1984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颁布，主管官员们闭口不谈如何奖励“水变油”发明人的问题，令债务缠身入不敷出的王洪成有些难言的想法。更让他不解的是，一些身份很高的官员竟对“水变油”发明动起了歪脑筋：1994年3月，一个主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安振东叫市科委的兰公白给他弄点“水基燃料”和“水基燃料”配方，遭到兰副处长的拒绝。20天后，王洪成与兰公白从市政府安排入住的友谊宫去省石化研究所作“水基燃料”检测，意外发现有人已在此进行了“水基燃料”成分分析，不由得大吃一惊。经调查得知，是那个副省长指示友谊宫副经理乘王洪成不在客房时偷走150克“水基燃料”，然后拿到省石化研究所化验的；1984年7月，一个强力部门的徐姓处长在景山后街1号某招待所偷窃“膨化剂”时，被王洪成抓了个现行。这2件不该发生的事，让王洪成不得不考虑：如果秘方被窃取并破译，自己将遭到什么下场？1984年9月17日，王洪成因不肯贸然将“水变油”配方交给某强力部门的一个副部长，被抓进秦城监狱，关押了128天。

1987年6月，由国家计委出面，为王洪成办理了“水基燃料”发明证书和专利证书，与王洪成签署了合作协议，内含专利提成10%，15年不变等，这是专利法施行2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保护个人知识产权上的巨大进步。但是，负责这件事的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柳随年急功近利，万事未开头就要王洪成交出“水基燃料”配方。王洪成以大局为重，当场表示：可以交方，但必须有原石油部部长康世恩、中科院副院长李昌等6位省部级领导在场监督，柳随年随口答应了。可是，柳副部长第二天公然违约，只与秘书一起来到计委招待所索要秘方，遭到王洪成的拒绝，结果两人不欢而散。

1987年10月20日，王洪成在哈召集兰公白、李功法、曲锡铭等人开会，宣布自己要无任何代价的向党的十三大献礼，亲手把“水基燃料”秘方交给党的总书记。当即决定：由曲锡铭和王义广分别带着母液分乘两辆轿车，于25日动身赴北京市通县听令；王洪成与兰公白于27日乘飞机去北京中办联系献方事宜。然而命运又与王洪成开了一个大玩笑——10月23日晚9点，柳随年带领几十个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突然采取抄家抓捕行动，将王洪成再次投入秦城监狱。在这次行动中，原国家计委燃料司副司长严谷良亲自指挥公安干警搜查王洪成的两处住宅，一处活动板房，把里面所有的笔记本和瓶瓶罐罐带回北京，其用心昭然若揭。

谁都知道王洪成的“水基燃料”发明是超级金奶酪，如何分享它是个大学问。鉴于这个发明巨大的经济、科学和军事价值，由国家垄断是必然和必须的，也正符合王洪成的意愿。可是如此大好事情却被安振东、柳随年等昏官们搞砸了，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条：一、不知“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真谛，只考虑国家利益，忽视个人权益；二、急功近利，有法不依，为搞到配方不择手段，激化了矛盾，引起王洪成的对立情绪；三、反伪斗士干扰破坏中央的决策。

当然，王洪成不是完人，其高傲暴躁等性格缺陷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与政府合作的事宜。但是，看人要看大节，王洪成历经磨难仍对党和政府无怨无悔，将“水基燃料”发明的根牢牢地扎在神州大地。他多次表示：“作为炎黄子孙，我对哺育我成长的党和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将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尚不富裕的祖国和人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王洪成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柳随年在1987年10月晚抓王洪成几天，“水基燃料”配方或许就会主动地存入国家保险箱。

1992年9月18日，对王洪成及其发明比较了解的原国防科工委少将祁军同志在写给某副总理的信中说：“我觉得对这种类型的人应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研究和处理，不能按常规办，应有一套相适应的特殊政策和办法，甚至做出一些原则性的让步；只要能够使其成果早日为社会和国家服务，权衡比较，还是利大于弊，因此我认为应不惜代价地把这项工作做成。”如果有关部门领导能参考祁军少将这番建议，在法规和政策之内解除王洪成的后顾之忧，我相信他会通情达理，与国家愉快合作，把新能源事业做大做强，让咱老百姓也能分享一点“水基燃料”超级金奶酪的。

反伪斗士的大奸似忠

与“水变油”“骗子”的爱国情怀

金丽

曾经有网友指出某些反伪斗士“大伪似真，大奸似忠”，余深信此言不谬。
经历了几年与反伪斗士的论战，我已经越来越明确地了解到斗士们是如何不学无术的。从判断“伪科学”的直觉标准到分不清归纳与演绎的混乱逻辑，从政治口号式的学术论文到肆意编造波普的哲学理论，斗士们的水平已经让人羞于与其争论。然而，他们却似乎毫不以此为意，仍然以学术权威自居，仍然在科学界指手画脚，一副唯我独科的派头。
也正是因为他们业务上的不学无术，导致了他们往往通过蒙蔽领导，欺满群众，乃至蒙骗政府，来证明自己的英明，证明自己的“价值”，以获得生存空间。某斗士就曾到处宣扬某领导曾握着他的手说“代表***感谢你，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领导真说了这样的话吗？我看未必，但是这却成了该斗士到处招摇的招牌，乃至相当一段时间内该斗士非常吃得开，到了地方搞演讲居然要一把手出来见他。一时间反“伪”斗士们的气焰甚嚣尘上。或许有人会问他们如何能有这样的气焰呢？其实他们的手段并不新颖，就是蒙骗。比如，反伪斗士郭正谊从未实际考察过“水变油”，却在多篇文章中绘声绘色地描述当事人如何作假，如何“变戏法”。《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时真亦假”。郭正谊的谎话说多了，人们便信以为真，并认定了“水变油”是骗局了。而何祚庥先生则抛出所谓的《验证方案》，来实现对王洪成的不战而胜。让外人以为王洪成的东西是假的，不敢接受他的“验证”。然而，王洪成直到1999年才看到这个《验证方案》，叫他如何去应战呢？接着，斗士们开始向有关部门递送所谓王洪成“行骗”的材料，误导有关部门。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蒙蔽视听与政府的蒙骗程序。然而，斗士们考察了他们得到的所谓王洪成“行骗”的材料的来源了吗？进行认真核实了吗？对王洪成的“水变油”进行了最起码的实际考察了吗？（何祚庥先生曾派其弟子漆纳丁考察过。漆纳丁考察后被折服，劝何祚庥要保全晚节。但何祚庥此时已经开始报送材料，决定送王洪成入狱了。他本人从没亲自考察过。）如果这些事情都没做到，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在蒙骗，是打着维护科学尊严的旗号，打着维护群众利益的旗号，打着打击犯罪行为的旗号在蒙骗，而实质上起到了打击中华民族重大科技创新的作用。说这样的行为“大奸似忠”，我看一点都不过分。
而另一面，被斗士们称为“骗子”的，搞“伪科学”的人又是如何呢？2010年7月份的《科学中国人》发表题为《两大科学发现的引路人——访原国防科工委新能源基地副总工程师许驭》的文章，报道了曾追随王洪成进行“水变油”研究的许驭先生的事迹。其中提到“除了国内外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广泛肯定之外，产业界也嗅到了这项惊人技术的极高附加值发展前景。国外某财团曾许诺付给许驭总工订金300万美元，邀请他一起到国外去继续基础研究与科研创业。考虑到这是攸关国家民族命运的战略大计，他婉然谢绝了国外邀请。”这就是被大奸似忠的反伪斗士们指伪“骗子”的人。许驭先生的爱国情怀不仅让人肃然起敬。
其实，何止许驭先生。
“水变油”的发明人王洪成曾因被诬为“骗子”而几次入狱，然而，他仍痴心不改，坚信斗士们对政府的欺骗不会长久，坚信自己的发明必将会为中华民族造福。他坚持留在国内，而决不让自己的重大发明失落海外。本来他完全可以小打小闹用他的发明成为亿万富翁，然而，他却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报告他的发明情况。曾有巨富要以非常巨额的一笔钱买他的专利，但他为了让自己的发明效力于国家而婉言拒绝。1995年，王洪成遭不明身份人士绑架，但他抱定宁死的决心，任凭绑架者毒打，也不让自己的重大发明失落。幸而在他被绑架到几乎出境的地方被边防官兵及时发现，得以解救。
我相信以《中国科学人》的报道《两大科学发现的引路人》的发表为起点，反伪斗士们所制造的迷雾将得以陆续廓清，对于反伪斗士、“水变油” “骗子”谁真谁假，谁奸谁忠，相信朋友们自有答案。

驳方舟子一伙对“水变油”所发的谰言

日前，反伪斗士、留美博士方舟子又把枪口对准了“水变油”。7月24日，方舟子在他的新浪微博中写道：“现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曾于1993年1月28日在《经济日报》第四版发表报道《水真能变成油吗？》，是当时主流媒体上第一篇肯定王洪成的‘水变油’的报道，宣称“水变油”是中国第五大发明。‘水变油’骗局为国家造成了几个亿的损失。《中国企业家》对伪科学骗局的偏爱是有其渊源的。”“有意思，王洪成都已因诈骗罪被判了10年刑了，《中国企业家》社长至今还认为‘水变油’是真的。我还以为他当年写那篇宣传‘水变油’的报道是“年幼无知”呢。难怪其手下的记者骂我是“科学流氓”，都是‘水变油’给变的。”

对此，刘华东在他的微博中回应，“方舟子所说‘水真能变成油吗’一文确实是我写的，文中事实皆为亲眼所见、亲身所历。当年若干科学家和高层领导都曾到现场验证，在排除魔术或作弊的可能后，对王洪成演示水变油的全过程找不到任何破绽。多年来国家有关方面除发现王洪成在为人上的反复无常、无法信任之外，一直未能破解‘水变油’的迷底。”“王洪成几次被投进监狱或被有关方面控制起来，没有一次是因为他‘水变油’的发明本身被证明是骗局，否则早就有详细报道出来了。既然方舟子碰巧注意到这件事，我特别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执著和较真，能够把很多人虽深度介入仍然未能解开的‘水变油’迷底彻底揭开，以免留下一个千古之迷。”“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方舟子能够更多用实证而不是简单推断、臆测的方式反对伪科学。否则，如果我们只是用已有的科学常识否定一切一时解释不了的现象和新鲜事物的话，科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更不可能有明天的发展。毕竟，与令人敬畏的未知世界相比，人类已知和能够解释的事物还少得可怜。”

方舟子先生近年来在反“伪科学”领域名声日旺，连何祚庥先生都称赞他既懂得现代科学，又读懂了马主义哲学，是难得的后起之秀。当然，方舟子自己是不领懂了马主义哲学的情的。但是，从何祚庥的评论足可以看出方舟子在反“伪科学”运动中的位置。

多年来，方舟子的反“伪科学”棍子左右开弓，横扫中国科学界，再加上前几年人们还未看清反伪斗士的真实嘴脸，乃至诸多媒体纷纷逐臭，同时，众多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被方舟子之流所迷惑。就在方舟子抛出针对“水变油”的言论后，人民网上一位网名为村夫遥星的网友逐方舟子脚步抛出网文《从“水变油”的骗局，看刘东华比唐骏的危害性更大》，该网文更是谎话连篇，是在有扰乱视听之嫌。对此，我不得不就方舟子的博文与村夫遥星的网文加以评论。

我首先要问方舟子先生，您说“水变油”骗局为国家造成了几个亿的损失。请问您是否有证据？是否对所谓的证据进行过认真的考察？是否知道这些所谓的证据出自何处？如果您以当年法院的判决为依据，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当年判王洪成有罪的法院也并未认定王洪成的“水变油”是骗局，没有以您所谓的“诈骗罪”对他定刑，更没有认定您所谓的几个亿。而判定王洪成有罪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君不见有赵作海的例子吗？既然，您认定王洪成“水变油”的这些证据本身都是空穴来风或者用反伪斗士们常用的词说是“谣言”，那么您得出的刘东华“无知”的结论还站得住脚吗？“无知”者到底是谁呢？

方舟子的仆从村夫遥星网友就更有意思了。他居然会拿时下被热炒的唐骏与王洪成做类比。或许，这也算是斗士们的宣传伎俩吧。《从“水变油”的骗局，看刘东华比唐骏的危害性更大》一文的“破腚”比比皆是，我懒得一一驳斥了。只说两点，一是该文说“王洪成只是到处表演，而逃避严格的科学鉴定。表演之一是拿来一杯水，滴上一两种药液，或者放上一小撮神妙的灰色粉末，然后用火一点就燃烧起来，这就算是水变成了油，实际上这仅仅是个化学小游戏，或者是调包的小魔术，例如在水中放一小块碳化钙（电石），与水反应生成的乙炔就可以点燃，并冒出黑烟。任何一位化学教师都可以举出若干种方法把水"点燃"。王洪成用来骗人投资的是他的‘膨化剂’，把油与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再加上"膨化剂"搅动后就完全变成了油。他作的表演骗了更多的人”首先，该文说“王洪成只是到处表演，而逃避严格的科学鉴定”，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胡说，王洪成从发明成功伊始就在希望得到严格的科学鉴定，其后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对其发明进行过多次严格的实验，就连在斗士们自己编的《伪科学曝光》一书中，都刊载了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1992年12月16日对“水变油”的鉴定报告，逃避鉴定一说只是反伪斗士为了蒙蔽视听而编造的谎言。再者，所谓的碳化钙表演，则是反伪斗士们常用的骗人伎俩了，这样的伎俩司马南是最多用的。他们用揭穿自己的把戏，再把别人所能取得的效果说成是用自己同样的把戏所成。我曾就司马南的这手骗局提出过，别人考试得了100分，你后来靠作弊得了100分，但你不能说别人的100分也是靠作弊得来的。这就是《红楼梦》上的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但这样的骗术只能起到暂时蒙蔽视听的作用，斗士们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该文还提到 “王洪成的妻子王赅城就经常到处做这种表演，也经常被戳穿。” 并煞有介事的说：“一次在西安用七份油三份水混合表演宣布成功，此时有人提出要做对比试验，用两个盆各放同样的油水混合物，然后在一个盆中加‘膨化剂’，另一个盆中不加‘膨化剂’，然后同时点燃看结果。结果是不加‘膨化剂’的油水混合物完全烧光了，而加了"膨化剂"的油水混合物反而没有烧光。”这已经是瞪眼说瞎话了。王洪成根本没有一个叫做“王赅城”的妻子，这个“王赅城”干了什么与王洪成何干？与王洪成的“水变油”何干？村夫遥星网友，请问您又是从什么人的嘴里听到王洪成的妻子在西安做表演的“趣闻”呢？反伪斗士的怀疑精神到哪里去了？您为什么不怀疑一下您听到的这些传闻的真实性呢？

“水变油”一事被反伪斗士们糟蹋得面目全非了，但我相信历史总会还其真实面目的。而我也劝反伪斗士们还是面对事实，重新学习实事求是精神吧，早日幡然悔悟，不要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啊！

最后，奉送方舟子先生顺口溜一首，权作相劝：

是民先生亦可怜，反“伪”打“假”夜不眠。

求实精神抛脑后，留学博士竟枉然。

附：从“水变油”的骗局，看刘东华比唐骏的危害性更大

作者：村夫遥星

方舟子：现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曾于1993年1月28日在《经济日报》第四版发表报道《水真能变成油吗？》，是当时主流媒体上第一篇肯定王洪成的“水变油”的报道，宣称“水变油”是中国第五大发明。“水变油”骗局为国家造成了几个亿的损失。《中国企业家》对伪科学骗局的偏爱是有其渊源的。

方舟子：有意思，王洪成都已因诈骗罪被判了10年刑了，《中国企业家》社长刘东华至今还认为“水变油”是真的。我还以为他当年写那篇宣传“水变油”的报道是“年幼无知”呢。难怪其手下的记者骂我是“科学流氓”，都是“水变油”给变的。

唐骏是虚构了美国加州理工的博士，但是唐骏毕竟还在日本读过博士，唐骏在日本的导师板仓文忠教授回函给方舟子：唐骏于1985年作为预备生入学名古屋大学（板仓研究室）。次年1986年4月正式入学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研究科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博士前期课程（硕士课程），1988年3月取得了工学硕士学位。其后继续学习同研究生院的博士后期课程（博士课程）。

唐骏在日本的导师板仓文忠教授还说：唐先生非常优秀，满怀热情投入语音通讯的研究之中。其研究成果发表于（日本）国内学会和几个国际会议。但是，1990年为了去国际会议发表研究成果赴美，未归滞留，很遗憾没有再回名古屋大学。因此也就未能在名古屋大学提交博士论文，没有取得博士学位。这就说明，唐骏没有100%说谎。

和商人唐骏不一样的是，刘东华作为政府官员(厅局级高干)和媒体高管(喉舌社长)，居然散播谣言和封建迷信。的确，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大多是落后的教育体制下的文科生，科学素养很差，他们真心信服伪科学骗子甚至邪教一点都不奇怪。刘东华先生如此真心相信，只能说是太愚蠢，太可怜了。但是他又身居要职，科学素质如此之差，实在应该解职，否则对人民大众极为有害。

看刘东华的三篇回应：

刘东华：方舟子所说“水真能变成油吗”一文确实是我写的，文中事实皆为亲眼所见、亲身所历。当年若干科学家和高层领导都曾到现场验证，在排除魔术或作弊的可能后，对王洪成演示水变油的全过程找不到任何破绽。多年来国家有关方面除发现王洪成在为人上的反复无常、无法信任之外，一直未能破解“水变油”的迷底。

刘东华：王洪成几次被投进监狱或被有关方面控制起来，没有一次是因为他“水变油”的发明本身被证明是骗局，否则早就有详细报道出来了。既然方舟子碰巧注意到这件事，我特别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执著和较真，能够把很多人虽深度介入仍然未能解开的“水变油”迷底彻底揭开，以免留下一个千古之迷 。

刘东华：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方舟子能够更多用实证而不是简单推断、臆测的方式反对伪科学。否则，如果我们只是用已有的科学常识否定一切一时解释不了的现象和新鲜事物的话，科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更不可能有明天的发展。毕竟，与令人敬畏的未知世界相比，人类已知和能够解释的事物还少得可怜。

“水变油”骗局的破产及其教训。水能变成油吗？只要有中学的科学常识都可以回答：不可能。因为水是氢和氧组成的，而油则是由碳和氢组成的，化学成份完全不同。水能燃烧吗？不能。因为水和二氧化碳是煤和石油产品燃烧后的终极产物，所以水和二氧化碳才成为最好的灭火物质。然而在1984年出来一个王洪成，他到处表演水变油的把戏，把一滴神奇的药液滴到水中后，水就能象油一样的燃烧起来！这就股住了不少人，以为真的出现了伟大的发明家。

到了1992年底，一些报刊对王洪成大肆吹捧，说这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一个洪成时代到来了。这就吸引了全国十几个省市，300多个单位和企业向王洪成投入了巨额资金，企图得到他的神奇药方，卖油发财。然而几年过去了，任何效益也没得到，只剩下几万元一吨买来的"膨化剂"（实际是肥皂一类的物质）无法处理，这原来是一个伪科学、假技术的大骗局！如今王洪成的骗局终于被揭穿了，据调查核实，他仅从某个单位就获得非法收入达 593.2万之巨！王洪成的经济诈骗和政治讹诈已经由司法部门依法判处了十年徒刑。但这不等于划了句号，因为时至今日也还有人认为王洪成就是个伟大的发明家。许多人对王洪成仍抱幻想，总认为王还是有一个真的配方的。

1993年1月28日，《经济日报》两名记者发了一篇半版的文章，题目是《水真能变成油吗？》，称此是继传统四大发明以来的中国第五大发明，许多小报更是大加介绍，水变油一下子被炒成热点新闻。《经济日报》的文章是谁写的? 原来是吴红博和刘东华同志(现在担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的社长)。1993年1月28日,《经济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水真能变成油吗?》，标题是设问式，但内容却是对王洪成与他的"发明"的肯定性宣传，这篇文章已被收入王洪成自己组织的鉴定会的鉴定文件中，可见王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和肯定。

对于有全国影响的《经济日报》刊登这样的文章，对于该文所宣传的一系列观点，不能不引起人们严重的关注。《当年我戳穿骗枭王洪成、记者刘东华的水变油骗局》一文作者说：“是当时主流媒体上第一篇肯定王洪成的“水变油”的报道，宣称“水变油”是中国第五大发明，中央信访办收到全国20多万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的来信，请求中央支持这项伟大的发明，能否请我部提供相关资料”。
　　
为什么？象王洪成这样一个骗子在我们神州大地上竟能行骗十几年，这是为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民族特别是我们的干部的科学素质还有待提高，否则就不可能辨别科学的真和伪。我们今天揭穿了一个王洪成，明天又会出来李洪成、张洪成来骗了，也还会有人被新的骗子所欺骗。受骗固然有素质问题，例如流传最广的"水变油"鉴定的录像带，竟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带领他的下属到王洪成家看表演，被王洪成的老婆掉了包，而丝毫不觉。居然这就成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鉴定！

当然这是起码的素质问题。然而更多的更严重的则是认识问题，我们遇到不少人，有领导干部，也有科技工作者（其中甚至还有博士导师！），他们说原来根本不信，但是看了王洪成的表演后，就信以为真了。"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我亲眼所见，那就是我实践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嘛，所以就得到了真理。实际上受骗上当，给骗子当了"托"，这就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为了解除迷雾，现在应该认真揭穿王洪成耍弄的种种骗局和手法了。
　　
首先王洪成只是到处表演，而逃避严格的科学鉴定。表演之一是拿来一杯水，滴上一两种药液，或者放上一小撮神妙的灰色粉末，然后用火一点就燃烧起来，这就算是水变成了油，实际上这仅仅是个化学小游戏，或者是调包的小魔术，例如在水中放一小块碳化钙（电石），与水反应生成的乙炔就可以点燃，并冒出黑烟。任何一位化学教师都可以举出若干种方法把水"点燃"。
　　
王洪成用来骗人投资的是他的"膨化剂"，把油与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再加上"膨化剂"搅动后就完全变成了油。他作的表演骗了更多的人，包括一些科技工作者也为之签名作见证，说这种"油"可以完全燃烧，这是事实。在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表演所导致的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是"如果烧光了就是都变成了油。"所以他们经常是把"油"倒在盆中去烧，只要能烧光就宣布说水都变成了油，再用来开动一下车子，只要车一发动就算演示成功，立刻就要人签合作协议。实际上油水混和物只要油的比例够大，油燃烧时发的热就足够把水也烧干，但水并没有变成油。只要有一定科学常识就能戳穿这种表演。
　　
王洪成的妻子王赅城就经常到处做这种表演，也经常被戳穿。一次在西安用七份油三份水混合表演宣布成功，此时有人提出要做对比试验，用两个盆各放同样的油水混合物，然后在一个盆中加"膨化剂"，另一个盆中不加"膨化剂"，然后同时点燃看结果。结果是不加"膨化剂"的油水混合物完全烧光了，而加了"膨化剂"的油水混合物反而没有烧光卜.
　　
误区之二是"颜色一样的物质就是均匀的，所以取任何一部分都能代表全体"。王洪成等经常是用半透明的塑料桶来表演，在桶中装上油和水后加入"膨化剂"后搅成乳状液，由于看不太清楚桶内的情况，使人误以为桶内的液体是均匀的（实际表层上基本还是油），王洪成等拿桶往外倒出的液体是表层的液体，当然主要还是油。另一种方法是加入一种颜料，把油和水都染成同样颜色，使人误以为是均匀的，然而倒出来的完全是上面的油。1995年7月21日王洪成在某领导家中的表演就是这样，后来改装在玻璃瓶中的液体样品呈褐色什ｂ柴油的颜色要深），看上去似乎是均匀的，但只要摇动一下就会看出水和油的界面来。所以水没有变成油，但由上面倒出来的却真是油。当然把这个样品去分析就是原来的油。
　　
当然王洪成骗人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作伪证，掉包计，拉大旗……，无所不用。表演的技巧也有足够的水平，否则也难以诈骗十几年。

通过王洪成事件，至少我们应该认识到：看表演不能代替科学鉴定，眼见也未必为实，这不是科学的、严格的实践，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曾经介绍过世界历史上的各种水变油骗局，以史为鉴可以让人聪明，现在王洪成的水变油已成为新的历史，但愿我们能更多的相信真科学，识别伪科学，以此为反面教员，从而进一步提高科学素质。

反伪斗士的大奸似忠与“水变油”“骗子”的爱国情怀

金丽

曾经有网友指出某些反伪斗士“大伪似真，大奸似忠”，余深信此言不谬。

经历了几年与反伪斗士的论战，我已经越来越明确地了解到斗士们是如何不学无术的。从判断“伪科学”的直觉标准到分不清归纳与演绎的混乱逻辑，从政治口号式的学术论文到肆意编造波普的哲学理论，斗士们的水平已经让人羞于与其争论。然而，他们却似乎毫不以此为意，仍然以学术权威自居，仍然在科学界指手画脚，一副唯我独科的派头。

也正是因为他们业务上的不学无术，导致了他们往往通过蒙蔽领导，欺满群众，乃至蒙骗政府，来证明自己的英明，证明自己的“价值”，以获得生存空间。某斗士就曾到处宣扬某领导曾握着他的手说“代表***感谢你，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领导真说了这样的话吗？我看未必，但是这却成了该斗士到处招摇的招牌，乃至相当一段时间内该斗士非常吃得开，到了地方搞演讲居然要一把手出来见他。一时间反“伪”斗士们的气焰甚嚣尘上。或许有人会问他们如何能有这样的气焰呢？其实他们的手段并不新颖，就是蒙骗。比如，反伪斗士郭正谊从未实际考察过“水变油”，却在多篇文章中绘声绘色地描述当事人如何作假，如何“变戏法”。《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时真亦假”。郭正谊的谎话说多了，人们便信以为真，并认定了“水变油”是骗局了。而何祚庥先生则抛出所谓的《验证方案》，来实现对王洪成的不战而胜。让外人以为王洪成的东西是假的，不敢接受他的“验证”。然而，王洪成直到1999年才看到这个《验证方案》，叫他如何去应战呢？接着，斗士们开始向有关部门递送所谓王洪成“行骗”的材料，误导有关部门。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蒙蔽视听与政府的蒙骗程序。然而，斗士们考察了他们得到的所谓王洪成“行骗”的材料的来源了吗？进行认真核实了吗？对王洪成的“水变油”进行了最起码的实际考察了吗？（何祚庥先生曾派其弟子漆纳丁考察过。漆纳丁考察后被折服，劝何祚庥要保全晚节。但何祚庥此时已经开始报送材料，决定送王洪成入狱了。他本人从没亲自考察过。）如果这些事情都没做到，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在蒙骗，是打着维护科学尊严的旗号，打着维护群众利益的旗号，打着打击犯罪行为的旗号在蒙骗，而实质上起到了打击中华民族重大科技创新的作用。说这样的行为“大奸似忠”，我看一点都不过分。

而另一面，被斗士们称为“骗子”的，搞“伪科学”的人又是如何呢？2010年7月份的《科学中国人》发表题为《两大科学发现的引路人——访原国防科工委新能源基地副总工程师许驭》的文章，报道了曾追随王洪成进行“水变油”研究的许驭先生的事迹。其中提到“除了国内外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广泛肯定之外，产业界也嗅到了这项惊人技术的极高附加值发展前景。国外某财团曾许诺付给许驭总工订金300万美元，邀请他一起到国外去继续基础研究与科研创业。考虑到这是攸关国家民族命运的战略大计，他婉然谢绝了国外邀请。”这就是被大奸似忠的反伪斗士们指伪“骗子”的人。许驭先生的爱国情怀不仅让人肃然起敬。

其实，何止许驭先生。

“水变油”的发明人王洪成曾因被诬为“骗子”而几次入狱，然而，他仍痴心不改，坚信斗士们对政府的欺骗不会长久，坚信自己的发明必将会为中华民族造福。他坚持留在国内，而决不让自己的重大发明失落海外。本来他完全可以小打小闹用他的发明成为亿万富翁，然而，他却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报告他的发明情况。曾有巨富要以非常巨额的一笔钱买他的专利，但他为了让自己的发明效力于国家而婉言拒绝。1995年，王洪成遭不明身份人士绑架，但他抱定宁死的决心，任凭绑架者毒打，也不让自己的重大发明失落。幸而在他被绑架到几乎出境的地方被边防官兵及时发现，得以解救。

我相信以《中国科学人》的报道《两大科学发现的引路人》的发表为起点，反伪斗士们所制造的迷雾将得以陆续廓清，对于反伪斗士、“水变油” “骗子”谁真谁假，谁奸谁忠，相信朋友们自有答案。

驳张功耀近文的无耻谰言

——简评《我国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近日，反“伪科学”斗士张功耀又抛出了一篇题为“我国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的文字。对于这样的争论本不想再多说什么，但是，看了这篇荒唐文字还是忍不住再唠叨几句。

唠叨前，我要先就题目的用词 向张功耀先生道歉。我认为，张先生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失为一种君子之风，对此我表示尊敬。但对于他的这篇文字，我仍用了“无耻谰言”这样的提法。对此，我声明此四字只是针对此文，针对反伪斗士们共同的问题，而非只针对张功耀先生。如果引起张先生的不快，还请张先生原谅。但就此文的问题而言，此四字没有什么不妥，所以我还是用了。

说张先生此文是谰言，是因为张先生一叶障目，歪曲事实，妄下断语。

张文认为1936年陈邦贤先生的《中国医学史》，把张骞从西域引种苜宿和葡萄算做中外医学交流是错误的。但如果张先生稍有考证的话，会知道，古代中亚、西亚地区都早就把苜蓿当作药物来用。乃至远隔万里的南美印第安人也知道苜蓿的药用价值。而现代医学也发现苜蓿的全草提取物能抑制结核杆菌的生长，并对小鼠脊髓灰白炎有效。而葡萄的药用价值不仅见于古代阿拉伯医药学，更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研究过医药的张先生只把苜蓿、葡萄当作食物来看不免让人怀疑，不是张先生确实无知而胡说，便是其故意胡说。但仔细想后也不觉什么奇怪，因为，揣着糊涂装明白和揣着明白装糊涂都是反伪斗士们惯用的手段。

其后，张文对于“中国人从国外引进医、药、以及医药思想和方法”的断语则以冠以“可能”。这或许是张先生底气不足所致，或许他自己也对自己不加严格考证的说话方式有所自觉了。而其后所说的“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形成了的“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共识”，也只是张先生自己的认识吧。因为，中医界的有识之士是反对借科学化之名而将中医西化的，比如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吕炳奎先生就持此见。

所以，我说张文为谰言不为过。这不用多举例。其实，连他同一阵营的人也指出其文中的错误。我们也就不必对该文所讲历史多做什么考据，不必过于认真了。

说张文无耻，是因为张文有在道德上的自我矛盾。该文一面与众多反伪斗士一样，想借助把中医批为“伪科学”而堵住为中医辩护者的嘴。另一方面，在得不到公权力支持的情况下又把矛盾对准公权力，指责政府庇护了中医这个“伪科学”，大叫“反中医的意见不能公开发表，反中医的书籍不能公开出版，反中医的电视节目不能录制，更不能播放”，说什么“科学领域，在我国却被划出了一个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学术禁区’”。不错，科学领域确实有禁区，而这个“禁区”就是在反伪斗士们的鼓噪和对公众的蒙蔽下划出的，而划出这个“禁区”的棍子就叫“伪科学”。现在张文既想用“伪科学”这个棍子封中医与“养生之道”的嘴，又想自己可以口无遮掩，乃至把矛盾指向“僵化的体制”，这是什么样的道理？！这是张文的道德悖论嘛！

说张文无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文同反伪斗士们的其它文字一样，不顾事实地往自己脸上贴金。张文称：“2006年4月，我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告别中医中药》的檄文。我国人民以此为契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毅然决然地冲破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阻力，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崇高责任，自发地将一个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问题再次提出来了。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而据卫生部揭露，当时参与废除中医签名的人不过138人。这些人能代表中国人民吗？！他们掀起的这场“数典忘祖的闹剧”（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语）能算是规模空前吗？这个张先生自己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其实，在正常的学术氛围里讨论中医问题不是不可以。但这个氛围是斗士们自己打破的。所以，斗士们一定要抛弃成见，抛弃“伪科学”这根棍子。否则，连起码的讨论基础都没有。中医和西医不一样。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认识模式不同。我曾说过，真正基本懂得了现代科学认识方式（同时未对中国传统科学深入研究）的人如果不反对中医，那么是他良心有问题。我也对不顾证据一味指责反对中医者的态度表示反对。特别对只是因为别人反对中医就把别人称为汉奸的作法，我尤其反对。这里边决不仅是张先生等（包括支持中医者）认为的，这个问题主要既得利益，甚至是政治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认识论上的。通往真理的认识的途径并非一条，掌握了现代科学方法者不一定就必然地真理在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专文讨论。

最后，我想对张先生说，或许我的文字稍辛辣了一点，对此我表示道歉。但责之切源于爱之深。我爱中国的传统科学、传统文化，当然不是不允许别人怀疑。但怀疑必须讲道理，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要求废除什么的。同时，我也同情要求废除中医者的初衷，他们很多人是怀着对百姓健康的关爱的。但是，我不得不指出他们在认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他们的错误结论。我还想对张先生说，您反对中医，可以，但一定要脱离反伪斗士的队伍来谈此事。君不见，曾经的反伪斗士的领军人物现在已经在主流媒体噤声。我可以告诉您，他绝不是诸位猜测的，因反对中医而噤声。而是因为他的反“伪科学”大棒严重打击了中华民族的重大原始创新（中华民族恰恰不是如您所推测的没有太多的创新能力，而是反伪大棒严重扼杀了它。这也是我反对反“伪科学”的重要原因）。现在他已经应该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您可以去问问他。如果他劝您不要再乱反“伪科学”，则他老人家良心未泯。

附：我国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作者：张功耀

　　1936年，陈邦贤先生出版的《中国医学史》，把张骞从西域引种苜宿和葡萄也算做中外医学交流。其实错了。张骞的这个作为，充其量可算做农作物引种，与医学交流并不相干。查历史，这样的农作物引种，从西汉开始一直都在进行。后来，我国陆陆续续从波斯和印度引种了黄瓜、胡椒、大蒜、豌豆、青豆、亚麻、萝卜、甜菜、大枣、芹菜、葫芦、莴苣、无花果，等等。这些都不能算是中外医学交流。

　　中国人从国外引进医、药、以及医药思想和方法，可能比引进蔬菜和谷物种子要早。比如，“不调”这个中医病理学概念，就有可能来自古代印度的“四大不调”（地、水、风、火）和“饮食不调”，而不是古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此外，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法药咒》有“五藏平和，六腑调顺，七十五脉，自然通畅”等语。众所周知，中医生至今还不会做解剖。他们的五脏六腑概念至今还相当混乱。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五脏六腑”的概念可能是某些中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在道听途说中得来的。因为听得不那么仔细，口耳相传之后，便成了目前这个混乱不堪的样子。还有，学过中医的都知道，中医把眼睛分成“五轮八廓”。这个“五轮八廓”，可以清清白白地在印度的佛教著作《龙树菩萨论》当中读到。这部佛教著作比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都早。因而可以断言，中医里边的“五轮八廓”

是件舶来品。至于阿魏、诃勒黎、郁金香、丁香、龙脑、没药、红花、没食子、皂荚、苏合香、安息香、乳香、硼砂、芦荟之类的药材，都是来自国外的“上门女婿”。对此，稍微有点中医药历史常识的人都很容易接受。

　　遗憾的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就连科学这样严肃的东西，也难以幸免。外来的医学和药学，一经“酱缸文化”（现在有人把它叫做“中国化”）的浸染，许多都失去了原有的样式。最近在网络上议论纷纷的芦笋，在国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明明白白地只是蔬菜。可是，到了咱们中国，它就变成了“抗癌辅助药”。

　　中国人这种近乎涂鸦的“创新”和“中国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与“西方科学”的对立。

　　不过，进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当中，也有一些是中国人无法进行涂鸦式创新和中国化的。在那些为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中国人看来，正是这些不能被中国化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极大”。因为这些洋夷文化总是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心，并褫夺中国人的饭碗。

　　然而，仿佛世界上的任何变革和进步总是与中国人过不去。华佗本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偶像。可是，只要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戳穿，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医学奇人”是捏造出来的。

　　在华佗那个时代，中国实际上不具备任何施行开颅术所需要的配套技术。如伤口消炎技术，固定头颅的方法，施行开颅术的工具制造（用斧头作开颅工具是绝对不可以的），等等，在当时都不具备。连起码的开颅技术基础都不具备，何以能够开颅？此外，稍微有点病理学和解剖学常识的人不难想象，开颅之后通常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手术。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本中国古代医书记录了头颅里边的结构。据此不难判断，假若华佗果然能够开颅，他也只能在开颅以后望着那堆血水发呆。

　　可是，那些为了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英雄们，绝不许科学的进步而推倒和怀疑华佗。君不见，我国的中医生谋生，就靠墙上那面“华佗在世”的锦旗。华佗的威信一经丧失，不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要一落千丈，而且不可避免地还要导致中医生们的饭碗危机！

　　“真他妈妈的问题”是，历史车轮并不是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开动或阻挡的。

早在唐朝，华佗的威信便遭遇挑战了。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载，永淳元年（公元682年）11月，唐高宗李治在没有任何明显前期症状的情况下，突然双目失明。唐高宗的侍医秦鸣鹤用大秦医术（即古罗马医术）冒死对李治施行开颅放血手术之后，居然奇迹般地使唐高宗重见了光明。

　　这样的头颅外科手术，至今的中医生还没有能力施行，也不能把它中国化，更创新不了。这些不能被中国人做更多创新或中国化的医术，对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对中医生的谋生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正像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它是一个“真他妈妈的问题”。于是，中西医之间的对立，便在外来医术不断引入中国之后步步深入、日益扩大地凸显出来了。

　　外来的医术之所以能够从那遥远的地方久经不衰地传到中国来，并且能够站稳脚跟，必有其过人之处。中国本土的医术之所以传不出去，甚至在国内传不了多久都要遭遇淘汰，自然也有中国本土医术不被接受的原因。这本不需要展开任何争论。若是病人，各人择善而师，一切都解决了。可是，中国人独特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却偏偏没有择善而师的勇气。明明是个饭碗问题，却硬说是文化问题，甚至民族存亡问题。自己不去反思自己的落后，却总是抱怨别人太进步。于是，一个原本很简单的问题都被争论得面红耳赤，厮打得头破血流！

　　自觉一点的中国医生，像秦鸣鹤那样的人，为了丰富自己的医术，便能够自觉地学习西洋医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像秦鸣鹤那样谦虚地向别人学习，并且勇于实践，中国的医术有可能提高得更快一些。可是，偏偏中医生们害怕学了洋人的医术会坏了老祖宗的师传。于是，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奋起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先进，以图保守丑态百出的落后！

　　假若我国的医学从唐朝开始就像秦鸣鹤那样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中国的医学可能早就与世界一道前进了。然而，那唐朝进入的“大秦医术”（欧洲医术），还有那元朝进入的“回回医”（阿拉伯医术），犹如昙花一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金篦子术（针刺拔去白内障）原本来自回回医。可是，中国人不会固定眼球，终于做不了这个手术。于是，这金篦子术虽然见于不少中医文献，却一直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洞记载。

　　中国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据文献记载，开颅术只有秦鸣鹤一个人学会了。金篦子术则至今没有一个中医生能做。可见，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不强。至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充其量不过拿着别人已经成型的东西再涂鸦几次。　　中国人如此低下的学习能力和近乎恶作剧的“创新”，在世界竞争的大潮中，是不可能逃避其受冲击的厄运的。

　　到了清朝，外国人开始来华兴办医疗机构。或医人庙，或诊所，或学校，迅速地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这对于那些不肯学习，不愿学习，或没有能力学习外来医术的中医生来说，无异于“抢饭碗的强盗”来了。然而，尽管中医生那样恶毒地骂别人强盗，但“强盗”开的医院却总是门庭若市。先是中国的达官贵人优先选择“穿白大褂的洋医生”看病。后来，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优先选择洋医生看病了。中医的无能和西医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学者们便开始起来探讨中国的医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这场争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中国本土的医生是私人性质的，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的。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和信任的医术的自由。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在政府官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人物，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医生的“饭碗问题”完全不需要李鸿章和曾国藩们去操心。由之，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生们的开业，当然也不存在患者看病是不是可以报销，报销额度有多大的问题。

　　1912年，中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于是，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理直气壮而且果断明确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1925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由之，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也很想得通。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

　　读者不难看出，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是故，也就没有导致任何社会振荡。

　　到了1928年，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偌大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划水的“中医生”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有人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发行医执照，中国人口的70％都将是医生！

　　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的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特别涉及了这个“医生资格问题”。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生不够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生行医。

　　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当时的西医生人数太少，中医生遍地都是，单靠西医生承担不了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鉴于此，余云岫先生提出一个方案，建议只给当年已经年满20岁的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今后不再发。以这种方式，花40

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彻底废除中医。这个方案不但涉及中医生的自尊心和饭碗问题，而且还涉及中医生们的“传宗接代”问题。所以，它遭遇了全国中医界的严重抗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中医存废之争”。

　　此后的中国多灾多难。中原大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根本无心过问医生的行医资格问题。不久，日本侵略者窥视我国，并且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内忧外患，相应地，“医生资格问题”也不了了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没有解决的中医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于是，在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新中国的医生们继续讨论了“中医存废问题”。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争论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做“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引导中医生自我进步，和对长期累积起来的医疗陋习进行整顿。应该说，这些共识和措施是正确的。可是，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实行还不到3年，就实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两个合作”的设想。朝鲜战争一爆发，首先使“两个合作”当中的“与爱好和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进行不下去了。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合作”也进行不下去了。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在封闭状态下苟延。无论是医，还是药，都没有得到半点国际援助。更要命的还在于，国内政治环境也极度恶化了。从旧社会过来的医生，不是“具有帝国主义背景”，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出生。由之，“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基本力量都丧失殆尽了。

　　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国内极端缺医少药的背景下，毛泽东违背他1949年关于

“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讲话精神，以其个人专断，彻底中断了“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进程，并为此撤销了两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老资格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和贺诚）的职务。不仅如此，在“三大改造”运动中，毛泽东还以“解放中医”的名义，把中医全面纳入了国家医疗体制。从此，中医也同全国人民一道，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自从中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中医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讨论，更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批判。由之，中医当中固有的思想和方法上的陋习，被当成“传统”而延续下来了。原来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中医理论和方法，被全面地掩盖下去了。除此之外，中医还在新形势下滋生了一些新的不良习气。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无所顾忌地蔑视科学，蔑视进步，热衷于自吹自擂，从而严重败坏了我国医学界的学风和医德。

　　更有甚者，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创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它使中医当中许多不正确的东西被粉饰成了科学进入了科学的殿堂。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创办，为我国累积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累积起来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了。于是便有人起来重新反思中医问题。2006年4月，我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告别中医中药》的檄文。我国人民以此为契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毅然决然地冲破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阻力，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崇高责任，自发地将一个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问题再次提出来了。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回溯以往不难发现，中医存废之争所涉及的利益关系是逐步加强的。毫无疑问，目前还在进行的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所涉及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最为尖锐，也最为复杂，牵涉面也最广。其所以如此，都是我国50年代那一次医疗体制建构累积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首先是政治困难。

　　医学问题本是一个科学问题。按理，对任何科学问题的讨论都应该是无禁区的。可是，中医问题在1951年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从那以后，我国进行了四十多年包括“批判自然科学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内的多次政治运动。人们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所有讨论都心存余悸。虽然我国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要使中医问题冲破“先王谕旨”的束缚，让中医问题的讨论回归科学的轨道，依然需要广大的学者、政治家、新闻工作者、法律专家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

　　其次，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益链关系。

　　中医进入国家医疗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累积性地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高度致密的利益链关系。

　　（1）中央政府与中医之间的利益链关系。

　　中医是毛泽东以其个人专断把它纳入国家医疗体系的。这个决策既违背中央职能部门的集体决策，也违背毛泽东的真实意愿。尽管这个体制建构不免荒谬，但是，中医只要在我国的国家医疗体系当中存在一天，中央政府就有义务豢养和扶持它一天。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思想负担、政治负担、社会管理负担和经济负担。显然，如果我国不在50年代把中医中药纳入国家医疗体制，这样的利益链关系就不存在。中央政府要处理中医问题就没有现在这样困难了。　　（2）政府兴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形成的利益链

　　政府兴办中医药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史上的最大耻辱！这样的教育一办起来，不但破坏了我国的教育风气，它使伪科学、迷信和神秘主义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科学的殿堂，而且更严重地是构筑了本来不存在的与中医药高等教育相关的社会利益链。

　　中医药大学的老师要评职称，要分房子，要拿奖金，还要搞所谓的“科研”。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要学知识，要就业，就业之后还希望享受与其他人同等的待遇。可是，中医药大学所传授的东西走不出校园一步！中医药大学要求学生背“汤头歌”“药性赋”“十四经穴歌”“玉龙歌”“百证赋”“濒湖脉诀”。这些东西，

拿在中医药大学校园内，大约可以作为学生必修的经典著作。可是，一旦走出校园，这些文化垃圾绝对一钱不值。于是，麻烦来了。中医药大学学生就靠着这些文化垃圾拿文凭。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也凭着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这些垃圾解释成“字字珠玑”混饭吃。用中医药大学某些老师的话说，中医药大学和其它大学属于“两个科学体系”。中医药大学学的是“东方科学”，其它大学学的是“西方科学”。可是，最尖锐的问题是，中医药大学自我标榜的“东方科学”只能在中医药大学校园里边让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们孤芳自赏。“西方科学”才能走出校园，走向世界！在中央政府主导的大学合并潮中，中医药大学只能“合并同类项”，没有任何从事“西方科学”教育的大学愿意与中医药大学合并。为什么会这样呢？最近，我校湘雅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不用说合并，坦率地说，我们连开会都不愿意见到他们（指中医药大学的老师）。科学和伪科学之间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怎么合并？！”

　　状况就是如此！中医药大学是中央政府办起来的。但是，中医药大学自我标榜的“东方科学”越来越与社会格格不入，已经是一个严酷的现实。这样的利益链关系是当前中医存废之争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尽管中医药大学越来越远离社会，

但是，没有任何一所中医药大学敢于放弃眼前的利益，理直气壮地融入社会、融入世界变革的大潮之中，这就使得中医药大学成了“告别中医中药”的最大阻力！

　　（3）大众媒体与中医之间的利益链关系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机，打开一个网页，迎面而来的都是些中医药广告。虽然没有详细统计，但是，如果说中医药广告占全部大众媒体广告收入的80％，应该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很明显，我国的大众媒体与中医药之间已经形成了不可告人的相互利用关系：大众媒体帮助中医药做虚假宣传，中医药给大众媒体提供广告赞助。这种相互利用关系极大地败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最近发生的“张悟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最后是僵化的体制。

　　我不相信中央政府里边没有明白人。他们当中对中医中药具有清醒认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可是，卫生部里边设了中医司，卫生部之外设了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副部长里头还有一位中医专家。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卫生部里头的人就不便于公开站出来反中医。我接触过一些（西医）医学界人士。尽管他们极力赞成我对中医中药的看法。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都表示不便发表意见。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中央一再强调中西医之间讲团结，当前中央又强调‘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还能讲些什么？中医究竟能干些什么？中医在这50多年里究竟干了些什么？谁不清楚？有些话，我们西医不好讲，你们这些搞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学者帮我们把话讲出来了。我们从心里感谢你们。但是，要冲破这个体制，你们设想5年解决问题。依我看，花20年解决问题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纵观我国历史上发生的这五次中医存废之争，最艰难的是当前还在进行的这一次。虽然我们没有遭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但是，我们遭遇的打击和封锁，是以往四次中医存废之争所不曾有过的。北洋政府教育大员汪大燮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在大学开中医药课。国民政府可以拿出解决中医问题的40年愿景方案。鲁迅先生可以带头骂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傅斯年先生可以说，现在还讨论中医问题，简直让他吐血。余云岫先生可以三次出版他的《余氏医论》（最后一版出版于1951年）。新中国也可以制定出“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的远景规划。可是，当“年轻的共和国”变成“年迈的共和国”之后，中医问题居然变得如此敏感了。医学问题人命关天。它本应该比其它科学获得更多的自由讨论。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禁止了许多学术活动，但一直没有禁止医学研究。原因就是，从最高贵的教皇到最下贱的流浪汉，生命的安全与健康无人可以逃避医学问题。可是，恰恰这个人命关天的科学领域，在我国却被划出了一个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学术禁区”。迄今为止，反中医的意见不能公开发表，反中医的书籍不能公开出版，反中医的电视节目不能录制，更不能播放。倒是那些低级趣味的“养生之道”可以在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上大行其道。

　　但是，真理的光辉是阻挡不了的。这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又一次觉醒。虽然我们的反中医斗争还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药问题，毕竟被重新提出来了。俗话说，“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中医问题的重新提出，意味着中医药的丧钟已经敲响。不过，任何旧事物在它灭亡之前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有时，它们还会出现回光返照。这丝毫也不奇怪。在这垂死挣扎过后，我们所能听到的，必然是中医作为一个早该灭亡的旧事物的哀鸣！

　　我们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这样的哀鸣……。

http://xys4.dxiong.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1/zhongyi2810.txt

“伪科学”倒成了“科学无能”的代词

2010年03月19日  来源：北京晨报

　中，粪叉是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科学是人类观察事物的一种方式和评价体系，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和体系，所以不能指望它解释所有问题，因为人类未知的领域远远超过科学所能及。就像好不容易有了金子的农民，他不会知道，金子不止能做粪叉，还能做首饰，甚至参与航天科技。“金粪叉的故事”是因为那个农民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觉得“铁岭就是大城市”(赵本山语)。

　　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科学理性相悖的事情很多，上到中医，下到饮食，比如皮包馅儿的中国传统食物：饺子，馄饨，包子，月饼，汤圆……都不是直截了当，一是一，二是二的果腹之计。国人对包馅儿食物的喜好与长期的生存环境有关，像中国特有的粥一样，后者是借着稀释而延续生机，前者则是为放大幸福的“粗粮细做”原理。因为相对贫弱的生存环境，需要含蓄而绵长地使用生命力，不比将火腿、肘子直接上桌的西餐，食肉民族的富有使他们对食物的处置无需太经意，也放弃了主观介入的诸多好时机。

　　其实，就是在这种深加工中，制作者自己埋进了对福祉的渴望，他们平淡乃至贫瘠的生活需要悬念，更需要希望，将肉粉碎成馅儿的过程，乃至等待馅儿的真相显现的过程，生活多了些自制的跌宕和欢喜。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浑然一体的形式中，皮与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超过1+1=2的效力，中国馅饼的味道比披萨饼复杂、丰富的原理也在这里，而这，常常是非黑即白的自然科学无法解释之处。

　　对最能体现中医效验的中药复方汤剂的研究，至今未果，因为将汤剂中分离出的成分再勾兑到一起后，效力却要大打折扣，远没有放在一起在砂锅中文火熬煎的效果好。这个不能用现代医学解释的问题，就像包饺子、做汤圆时厨师的手泽、手气,也恰恰是食物乃至药物超过其本身效应的神奇之处。其他诸如各种指标都合格，但生命质量却很低的气虚之人，通过输液确保了营养充足，但最终还是因胃气绝而死的病例……放在科学范畴衡量的话，都难有量化指标，或者是一旦量化，就味道、效力全无。无他，就是因为科学不是万能的，在粪叉之外，还有很多更靠手的生产工具……

　　所以，我始终不觉得“伪科学”这词是一种绝对的贬义，特别是它被泛化、滥用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倒成了“科学无能”的代词，至少体现了命名“伪科学”者自身的学识和心迹，他们都有很强的“金粪叉”意识。